可有一点没有变：这个数字里不包括王保洋的大伯。在这个家族人眼里，他是“异数”，有人甚至用了“势不两立”这个词。因为，只有他目前还住在村里。

　　大奶奶死后，大爷爷再没进过家门，而这个儿子也从没去看过父亲。但大爷爷理解儿子：儿子住在村里，跟家族人联系“不方便”。

　　事发当天，大伯在外地煤矿干活。他常年不在家，与村里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他的家就在死者家的后面，据说如今这个中年人“很少轻易出门”。但他希望亲人们能回来，因为“要饭的都有个家呐”！

　　不过正是这一活“案例”，佐证着村委会主任王新安的说法：“这30多口人不回家，是心理作用！”

　　他举例说，前不久收麦子，收割机一路开过去，割了死者家的地，再割王保洋大伯家的地。没有人跟他过不去！他认为，被死者家属骂几句很正常，时间长了，习惯了就好了，毕竟“杀人又不是杀鸡”。他说村里治安良好，“自家开的超市，冰柜晚上从不搬进屋”。他相信，“现在社会和谐了，他们回来不会出现大冲突！”

　　6月11日这天，村委会主任的这种态度，让前来调解此事的周口监狱的干警和律师精神为之一振：这事儿有戏！然而当他们一进死者家的院子，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死者的一双儿女趴在堂屋的麦垛上哭个不停，死者干瘦的老母亲搂着他们，哭得几乎昏厥。老母亲哽咽着说，儿子当组长没几天，就死在正月初一。正月二十五，孙女出生了，她妈妈给她取名“雪珂”，意思是“大雪天生下来就没爸爸，太可怜”。

　　男孩从抽屉里拿出他父亲生前的照片一一给干警看。两个孩子一直靠着墙哭个不停。干警们向那位母亲介绍那30多口人流浪的情况。但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嘴唇不停地打颤，用了很大的力气吐出一句：“捡破烂也发财哩！”

　　看着老人情绪几近失控，调解不得不中止。干警一出院子，老人便横卧在堂屋门口的泥巴地上，不停地喘气、流泪。

　　调解者又走进死者的哥哥家，情形同样不乐观。他面目清秀的老婆头上裹着蓝条毛巾，蹲在门口。摘下毛巾抹泪时，露出白花花的光头——她得了乳腺癌，化疗了好几次。这个中年汉子听了干警的来意，半天没吭声。

　　他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刺了好多刀，自己不能上前去救，吓跑了，心里愧疚了近10年。“俺一辈子也忘不掉俺弟那个死法！俺对不起俺弟！”

　　他和家人相信，那场风波给他们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死者的姐姐认为判决的赔偿太少，大闹法庭，被关了一天，回家后一直精神恍惚，几年后上吊自杀。而死者的父亲背着馒头跑了好几次法院，终于从法院拿到转交过来的6000元，老人一路走一路哭，那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不干净”，最后得冠心病死了。

　　“俺家拿三条命换他家一条命，冤不冤？俺也活够了，随时准备好拿俺这第四条命，换他家的命！”他边哭边喊。

　　他的妻子一直拿头上的毛巾抹眼泪，听说对方几个老人靠捡垃圾度日，她说出了与婆婆同样的话：“捡垃圾也能发财！”“他们家都在外头打工赚钱，俺们家一条命接一条命地送！他们回来了，俺婆婆就活不成，俺婆婆不能见他们那边的人！”女人的哭声，终止了这次原本试图和解的努力。

　　事实上，这已是第二次调解。去年，关押王保洋堂弟的豫东监狱，也曾与当地的派出所、乡政府、村委会一起前来调解，同样以失败告终。

　　有人分析说，“杀人者不能偿命”，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是让王保洋及其父亲赔偿29805元、让王保洋堂弟赔偿15000元的判决，令死者家人无法释怀。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

　　再有一年多，王保洋就将出狱，而双方的僵持看起来还将继续下去。在豫东监狱教育科副科长余红军看来，30多口人不能回家，当地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度同情受害人，执法手段软，政府职能发生错位甚至不作为。

　　王保洋已经设计好了回家的路：出狱后，如果30多口人仍然不能回家，他会去找各级政府协调；如果仍不能解决，他会起诉对方；一旦无果，他将启动策划了好几年的“复仇计划”。

　　但那是最后一条路。

　　无论如何，回家的愿望如今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因为老人们也许“等不及”了。

　　6月10日这天，王保洋的三个爷爷终于坐在了一起。这是弟兄三个近10年来的首次相聚。他们很清楚，也许这就是最后的团聚。

　　84岁的大爷爷，脚已经肿得穿不上任何一双大号布鞋，他已经为自己备好了戴着簇新的黑绒帽子、微笑着的遗照。拄着木棍的三爷爷，得了糖尿病，他抱怨，自己“快不行了”。他们相聚，不是因为“很想念对方”，而是因为“北京来了记者，问题有解决的一线希望”。

　　大爷爷牙齿全部掉光了，用含混不清的语调，道出了他“清晰”的愿望：死前回家，今年秋天能在地里种上麦子。

　　这个愿望，他说了3遍。

　　“老人在死前，必须回家！”王保洋说。

　　没有人知道回家的路还有多长，但不少人担心，如果寻求不到一条和解之路，一个新的“火药桶”也许会在不久之后被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