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几个关于鸟的意象。一个是矗立在城市东北方的“鸟巢”体育场，一个是5个吉祥物中以京燕风筝为原型的福娃“妮妮”。

　　不过，此后相继传出的消息，让这两个意象颇为尴尬。北京观鸟组织的志愿者在“鸟巢”附近进行的鸟类观测发现，这一区域鸟的数量，比环境相同的区域少。“鸟巢”周围的建筑和宽阔的水泥广场，并不适宜鸟类生存。北京有世界上最大的“鸟巢”，但鸟却正失去落脚之处。

　　此后不久，另一则新闻提到，被作为“妮妮”原型的北京燕，数量已经极少，需要人们保护。

　　事实上，早在1999年，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北京雨燕作为世界上飞翔最快的鸟类，被选为吉祥物。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北京正在失去这种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

　　随后，专家呼吁、政协提案纷纷出现，人们甚至规划并建设了一座“雨燕塔”，希望留住北京雨燕，却并未见到明显效果，雨燕塔至今见不到北京雨燕的踪影。

　　北京观鸟会会长付建平介绍，根据这一组织的观测，发生在北京雨燕身上的命运，同样发生在家燕、金腰燕这些更加寻常的燕子身上。

　　与北京雨燕不同，家燕和金腰燕多半生活在普通民居里。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登堂入室，将巢筑在普通人家的堂屋房梁上。

　　北京后海附近的一位白发老妇，仍能描画老北京一幅日常图景：春夏之交，居民们大开房门，捅破窗户纸，燕子们于是自由进出，在梁上欢叫。老人们相信，这些“飞过海才能来到这里”的小生灵象征着吉祥。

　　现代生活方式统治了这座都市，多数家门不再洞开，多数房梁上也不再欢迎鸟雀筑巢。这几乎断了家燕和金腰燕的活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高武发现，家燕和金腰燕在北京“几乎消失了”，只有极个别地方还能见到。

　　到1990年代中期，改变了生活习性的燕子才重新多起来。它们接受了在屋外筑巢的命运，费力地寻找着每一个灯泡、铁架或者废弃的牌匾。而燕子们“双栖玳瑁梁”的往日浪漫，在这座匆忙前进的城市里，已经不见踪影。

　　4 通过个人记忆，高武几乎可以构建起一部有些模糊的北京鸟类消亡史。尽管近几年，主管部门在网站和各种公开场合表示“北京鸟类的数量正在增长”，但这位鸟类专家固执地认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北京的鸟类数量急剧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同鸟类数量减少背后，有不同的原因。比如，城楼和古建筑的拆毁和保护，是以高楼为家的北京雨燕消亡的主要原因。而家燕和金腰燕的减少，则是伴随着旧城民宅的改造和新住宅的兴建而发生的。

　　“栖息地被破坏，是鸟类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这位老人发现，北京鸟类数量的缩减过程，与整座城市的拆迁、改造过程，“基本上重合”。

　　上世纪50年代，北京雨燕遍布天空的时候，初中生高武站在城楼上，可以看到四处一片绿色。当时，“北京城就是一个大林子”，没有宽阔的水泥广场和柏油路，没有高大的现代建筑。那时候，城市四周都是农田，每个院子里都种着海棠、玉兰和花花草草。

　　随着城楼被推倒，城市逐渐扩张到很远的地方。高武逐渐发现，城市里几乎找不到未经人工规划的绿地，城市周围也罕有农田和湿地。燕子们几乎找不到可以用来筑巢的泥。

　　在仅剩的绿地上，绿化部门统一规划，定期打药，割草。结果，鸟雀们作为食物的虫子、草籽迅速减少，这与栖息地减少一起，成为鸟类离开的原因。

　　“鸟类是环境的指示性动物”，高武觉得，“鸟能不能留下，说明这个环境是否适宜人居住。”他曾经在颐和园的后山进行过调查。起初，那里有20多种鸟。但管理部门为了绿化和美观，将灌木清除，种上一年四季常绿的“冷性草”，他再去调查时，鸟的种类减少了一半。

　　这位老专家觉得，野生动物保护，“需要和园林、水务、旅游、环卫乃至规划、建筑设计等部门打交道”，但其中的沟通很不够。

　　这种沟通的缺乏经常导致悲剧发生。两年前，北京故宫祈年殿进行大修，但选的日期，正是燕子繁殖的季节，但事实上，这完全可以避开。

　　鸟类学家痛心疾首的事情，在古建筑保护者看来，也许不痛不痒。高武曾就安装防雀网的问题，跟某一个公园的管理处进行协商。对方听说他们要保护北京雨燕，觉得很诧异，“那是害鸟”，为什么要保护？

　　而当鸟类学家建议在新建筑楼房为北京雨燕等留设栖息地时，一些建筑设计师听了觉得很为难：设计成本要增加，谁来出钱呢？

　　人的纷争，并不能挽留北京雨燕。50多年前，高武在清晨和黄昏的老北京，看见成百上千的雨燕盘旋在半空中，他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古老而悠扬的韵味。

　　如今，走在这座新生的现代都市，走过前门、鼓楼等地，他偶尔还能看见北京雨燕在空中飞，但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很难说，这是不是北京雨燕留给北京的最后背影。(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