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职务犯有不少的传言，说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到优厚的待遇，说他们只要拿钱就可以获得减刑。你觉得这些人说得对吗？”沉默了一会儿，杨德明开口了：“他们说的都不是事实。职务犯的减刑是公开、公正，很透明的，他们减刑的条件甚至说是很苛刻的。”杨德明掰着指头说，他已经减了一次刑，减刑的幅度是9个月。“我得到一个记功80分，3个表扬是120分，总共是200分，要是一般服刑人员，他们一个记功，两个表扬就可以达到减刑的标准了，可是国家对职务犯减刑非常严格，而每奖励一分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得分是很不容易的。”他说，“我提请减刑的时间是一年，但作为主犯，按照有关的规定，只能减刑9个月。”对记者提出的每个问题，杨德明都要思考一下，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这可能是采访时有警察在场的缘故吧。说话的时候，他的腿在不停地抖动。

　　“我们监区的职务犯相对集中一些，但是不管你过去职务高低，只要穿上了囚服，都是一样的服刑人员，都必须遵守监规狱纪。”杨德明说，不可能有人搞特殊化。

　　C“被名缰利锁牵着走”

　　“在监狱服刑和在外面上班有着天壤之别，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我还在职的时候，组织上为我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办公条件，豪华的轿车，先进的通讯工具，宽敞的住房等，我还拥有温馨的家庭。这一切足矣，夫复何求？可我为了那点小利，却以付出自由为代价。”杨德明说，在改造的日子里，他也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人为什么会苦呢？就是因为人把许多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看实了，而且执著地去追求。“如果被名缰利锁牵着走，那你必将痛苦一生，可叹复可悲。”

　　“我并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多年从事管理工作，使我为人比较谨慎，也曾将‘为事以忠，为人以诚’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有着切齿的痛恨。”杨德明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把手的地位使他开始茫然，放松了学习，忘记了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视为主流。“人皆如此，我又何必。”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他走向了歧途，想回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多读书，慎交友’这一精辟古训，是多少人对人生社会曲折艰辛的总结。交友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离群索居，当孤家寡人。但交友如果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种‘友’越多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最后连自己都保不住。”杨德明说，可悲的是，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一点，没有看到“友”背后那只阴险的手，那只把你推向被告席的手。真正的朋友比金钱和权势更为重要，真正的朋友会在你困难时给予帮助，患难时才能看出友谊的忠诚。

　　D“养花可以稳定情绪”

　　“对职务犯的教育改造，要着重消除他们的官僚习气、利己主义等，这样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据八监区监区长杜怀健介绍，对职务犯的管理，监狱根据司法部监狱局《“三分”工作实施意见》和省监狱管理局有关规定，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对职务犯的一日生活、奖惩、计分考核等方面均作出明确的规定，做到宽严相济、赏罚分明。“杨德明的改造成绩还是不错的，他的改造态度一直以来都很积极。”杜怀健说。杨德明目前的改造岗位是罪犯监督岗。

　　“除了严格管理、文明执法外，监区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运用了一些辅助的教育改造手段。比如说练字和养花。”杨德明说，刚来的时候比较郁闷，不知道怎么排遣，后来监区长杜怀健就建议他练字，可以修身养性，使自己静下来，不胡思乱想。杨德明说，除了练字，他还在监舍内种花。“都是些常见的花草，像君子兰、金银花、仙人球之类的。没有了自由之身，心理上承受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用花草装点一下改造环境，这样会显得温馨、活泼一些。”杨德明说，他们同室的一名服刑人员刚来时身体不好，总是打针吃药的，检查以后也没有什么大病，主要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后来，他学会了养花，好像精神上有了寄托，现在他整天惦记着那些花草，忙着照顾它们，不再想自己的病，病情竟慢慢缓解了，身体也好多了，很少打针吃药了。”杨德明说着笑了起来。“职务犯心中是最苦的，他们知道得多，也就想得多。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越发感到痛苦。如何让他们静下心来改造，监狱也想了很多的办法，练字和养花就是采取的措施之一。”

　　“监狱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我们可以在这里读书、看报，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杨德明说，去年汶川发生地震以后，他们监区的服刑人员都踊跃捐了款。“才开始的时候，有的人是漠不关心，有的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后来，大家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都愿意为地震灾区的人献出一份爱心。”他说，捐款的时候，有的服刑人员甚至把自己当月的生活费都捐了出来。

　　“监狱里有些服刑人员消极改造，但那毕竟不是主流，大多数服刑人员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杨德明说，他期待着重获自由的那一天。(首席记者 赵蕾 实习生 王依川/文 通讯员 杨刚/图)(河南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