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夏华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是刘庆启找到的新的合作伙伴。帮助他找到这个公司的是刘庆启在某次印刷展销会上认识的石家庄人齐淑英。除了介绍夏华印刷厂给刘庆启，齐淑英还在石家庄负责“集团”总的发行事宜，即刘庆启将各地客户需要的报纸种类和数量告诉印刷厂，齐淑英从印刷厂取出报纸后通过火车托运、快递等方式运送到全国各地。

　　就这样，“地下报业集团”开始了规模化经营。

　　土崩瓦解“集团”被终结

　　就在刘庆启的事业“蒸蒸日上”、“集团”发展壮大的时候，警方也注意到了这个庞大的“地下报业集团”。

　　早在2007年9月，甘肃省文化部门在开展整治“四假”专项行动、查禁非法报刊时就发现，有大量的非法报刊和江苏徐州一个名叫刘庆启的人有关。案件被上交至国家“扫黄打非办”。2008年2月14日，国家“扫黄打非办”将案件层层转至徐州市。3月3日，徐州市新闻出版局和徐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成立了“3·03”案件专案组，联合开展前期调查。

　　最初，民警在徐州火车站、汽车站等处的66个报刊零售点发现了《环球军情展望》、《环球战略》、《法制报》、《天下武备》等报刊。专案组查询了这些报刊的刊号，结果是：根本没有这些刊号，或者冒用了国内其他正规刊物的刊号。另外，在这些报刊上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广告，例如出售万能钥匙、电表调校器、麻醉迷幻用品等等。

　　与此同时，一个出入徐州火车站的老头进入了民警们的视线。老头总是骑着三轮车，车上装着大大的蛇皮口袋，每天按时来到车站，然后用车驮走鼓鼓囊囊的大蛇皮口袋。

　　专案组成员尾随其后，跟踪到了徐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这次，民警们又有了意外的“收获”———总有徐州本地人来到招待所，每人拎走厚厚几摞报纸，询问得知是在“取报”。

　　民警意识到，招待所里的这间屋子应该就是刘庆启集团的窝点之一。

　　深入侦查后，专案组最终确定了刘庆启团伙在徐州作案的准确地点和人员结构。

　　2008年4月18日上午11时许，专案组兵分四路，对徐州市涉嫌制售非法出版物的4个窝点进行突击检查。第一组对鼓楼区老营盘某楼“业务洽谈处”进行检查，将正在办公的刘庆启和刘平抓获。

　　第二组突击检查了徐州市鼓楼区铁路某宿舍的“编辑部”，当场将刘海红和安荣强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里用于编辑、排版的4部电脑，移动硬盘、电话机、传真机等作案工具也一并查获。

　　第三、四组迅速控制了徐州火车站附近某招待所院内的“销售处”和仓库两处窝点，当场抓获负责徐州市区零售报刊的嫌疑人李艳娥以及正在交易的8个嫌疑人，现场查获《新周报》、《法制报》、《亮剑》、《军事世界》、《天下武备》等非法报刊15000份。

　　专案组成员仔细搜寻查获的电脑，在“编辑部”刘海红的电脑上，一个叫做“夏华制版”的QQ号和这里聊天频繁。

　　审讯得知，“夏华制版”正是刘庆启联系的印刷厂，然而该厂没在江苏省内，而远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同在石家庄的还有集团内的“销售总监”齐淑英。

　　至此，刘庆启团伙的特点和总框架浮出了水面———其骨干成员大多有从事图书出版和印刷行业的经历，对于报刊的运作十分熟悉。同时，团伙内部组织严密，运作有序，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并且通讯技术现代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团伙经营跨省，范围涉及全国。

　　专案组民警按照刘庆启提供的相关信息，迅速追至石家庄市。在石家庄警方的配合下，先后抓获了印刷厂老板夏杰民和这一“地下报业集团”的发行总监齐淑英。

　　专案组人员查证后得知，“夏华制版印刷有限公司”从未经过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属于典型的地下印刷厂。

　　刘庆启所称的“老板被抓”的南京某印刷厂也被查获。专案组赶赴南京，先后对涉案人员进行了询问取证，该公司负责人对刘庆启等印刷非法报刊的事实供认不讳。至此，刘庆启“地下报业集团”的“编印发”一条龙的嫌疑人全部到案。

　　后经统计，刘庆启团伙通过编辑、制版、印刷、发行、销售等环节，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在南京、石家庄等地印刷了48种非法出版物413万多份，除在徐州市区66个报刊点进行分销和零售之外，还销售到全国26个省市90多个地市县，涉案金额高达120多万元。

　　2008年12月19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刘庆启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00元。刘海红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0元。刘平、安荣强、夏杰民也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齐淑英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及相应罚金。赃款11267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据记者了解，曾为刘庆启团伙承担印刷任务的南京广信印刷有限公司，也被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74万元，该公司总经理任德明获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21万元。

　　曾经“辉煌一时”的“地下报业集团”就此覆灭。

　　记者手记

　　一个私人的“地下报业”，何以能够辗转多个地方，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个涉案金额高达120万元的“地下报业集团”？除了高额利润为它增添动力，巨大的销售市场为它提供的契机之外，我们也不得不反思，相关部门的监管漏洞是否也为其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报记者 丁国锋 本报通讯员 莫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