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和其他母亲一样，都希望女儿快快长大。现在，我巴不得女儿不要长大。”说这句话时，方妈妈拿着判决书，话音中带着哭腔。

　　2008年9月25日，她8岁的女儿小月被隔壁村一个16岁的青年黄某强奸了。

　　一年时间过去，9月3日，法院判处黄某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赔偿受害人5000多元。

　　但在方家人眼中，这6年半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还懵懂的女儿，终究有一天会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并不是单纯的“痛”而已。全家人还将陪着女儿一同面对流言蜚语、面对精神上的折磨。

　　除此之外，方家人还要继续起诉，他们需要更多的钱，为小月治疗。

　　一个农民家庭 为了女儿举家搬迁

　　方家本是建瓯农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夫妻俩经营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女儿在村里小学读书，成绩很好，小儿子尚在襁褓中。

　　而现在，这块地已经荒废了。

　　这一年来，夫妻俩带着女儿小月搬到了十几里外的地方，租了个房子住下，儿子则丢给了老人照看。小月下体的伤口时刻是全家人心里的痛，病例上写着“会阴体裂伤至肛门”。为此，小月已做过两次手术，但伤口愈合依旧不理想，医生也无能为力。

　　一年前的9月26日，方妈妈接到卫生院打来的电话。“那天早晨六点多，村里卫生院的医生打电话来，说我女儿下身有点不对劲，要我赶紧过去。”方妈妈当时脑袋就炸了，一面安慰自己没什么事，另一面心里就隐隐地往那方面担心。

　　见到小月下体伤口的那一刹那，方妈妈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和妈妈说，到底怎么了？”女儿回答：“在学校玩的时候，滑倒了，屁股摔得很疼。”方妈妈又是哭又是哄，女儿才说出了真相：凌晨1点多，她正在学校宿舍睡觉时，被一个男孩抱了出去，被强奸了。

　　随后，这个案子在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出去买个菜，都感觉别人看我的眼神不一样。”怕影响到孩子，方家决定带孩子离开村子。“我本意是想让孩子离得越远越好，但家里实在没钱。”

　　即使搬到了十几里外，他们时不时还是会遇到熟人。母亲的心思很简单，她不想让女儿在流言蜚语中长大。

　　一年过去，小月已经9岁，转校后，马上和新同学混熟了。有一天，女儿回到家和妈妈说：“妈妈，我以后要嫁个什么样的人啊？今天女同学们都在说，以后要嫁给一个又有钱又帅的白马王子。”

　　转过身，母亲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全家都希望小月不再长大，不长大就意味着可以不用去面对这件事。“不用考虑嫁人，也不用担心她有一天明白了会受不了。”

　　两个安全隐患 女童睡梦中被从宿舍抱走

　　在一出事后，警察就带着小月去了她就读的小学取证。事发后，这所小学和村委会共同赔偿了方家10万元。

　　方妈妈说，早在小月入学的时候，她就发现学生宿舍的安全成问题。“我当时就让学校找来了生管老师，我对他说，宿舍门的锁是坏的，而且学校里有一段围墙有缺口，外面是菜地，外面的人随便就可以进到学校里。”当时，生管老师满口答应了会尽快维修。

　　案发时，刚刚喝完酒的16岁青年黄某正是穿过了菜地，进入没锁的宿舍，抱走了小月，酿成悲剧。

　　小月的宿舍在就在一楼，因为宿舍门锁早已坏了，又是夏天，平时都是把宿舍门打开睡觉。宿舍里4张床，共睡着7个女孩，她和其中一个女孩睡在一进门左手边的床上，黄某进入宿舍后，抱走了离他最近的小月。

　　没有人被黄某惊醒，包括在黄某怀中的小月。

　　来不及带回住处，在半路上，黄某就把小月带到一个草堆后面，哄、骗、殴打、威胁，黄某脱下了小月的裤子，正要实施奸淫行为时，正好有人路过。

　　黄某只得将小月带回了住处——一个已经搬空的小学分校，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黄某将小月强奸了。

　　事后，黄某将小月送回学校。“他威胁我，回去要自己把脏了的内裤洗掉，然后装着没事，继续睡觉。如果别人知道，他就要打我。”小月怯怯地对母亲说。直到早晨六点，疼得不行的小月在两个同学的陪同下，到卫生院打针，事情才暴露。

　　一年过去，现在该校的宿舍已更换了崭新的门锁，新的围墙也已经建好。但是，小月再也无法回到一年前。

　　伤痛还在继续 为了治疗家属还要起诉

　　事发后仅一天，黄某被抓捕归案。

　　如今，案子的一审判决已经下来，黄某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同时还有医疗费等5000多元的赔偿。

　　但是，方家却完全乱了套。

　　赖以生存的田地，无人打理，早已长满荒草。

　　几天前，方妈妈还接到老人的电话，让她赶紧把小儿子领走，老人实在没有心力看护了。

　　女儿小月现在不仅成绩变差了，脾气也变得不大好，稍有不顺意，就会甩手关上房门，不理睬父母。夫妻俩把所有心力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尽最大努力照顾好她的饮食起居，还要经常带女儿到医院治疗。

　　此外，方妈妈还有一个担心。不久前，她听说同镇有一个女孩也是年幼时被强奸，长大后最终精神分裂了。“现在只能顺其自然，我们和她一起面对。我们能给她的，只有这么多了。”方妈妈说。

　　照顾女儿的同时，夫妻俩还在四处找工作，但对于从农村出来的他们来说，又谈何容易。

　　“如果能用钱抚平这件事，我甘愿什么钱都不要。但现在，我们俩都没工作，孩子还要做手术，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何况犯案的黄某只赔偿了5000多元，我们实在不甘心。”

　　学校和村里赔偿的10万元，给不了方家安全感，所以，他们要继续起诉下去。(文中人物署名均为化名)(东南快报 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