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孩的父母在广州收垃圾，20岁的弟弟从家里骗了6000元跑到徐州做传销，钱花完又回来要钱。家人劝说无效，弟弟反倒把父亲打进了医院。

　　女孩从网上查到一个心理医院，花了3000多元把弟弟送去治疗。结果，从医院出来第二天，弟弟就又去做传销了。母亲气得一口气喝了一瓶白酒，也被送进医院。

　　“当时这个家都快散了。”李旭说，女孩发现中国反传销协会后，想求助但很怀疑，让其在北京打工的表妹来探探虚实，结果这个表妹找到协会后发现是在一个居民楼里，认为是骗子。

　　后来，这个女孩与在武汉解救的李旭取得联系，才终于放下心。在协会工作人员劝说女孩的弟弟脱离传销组织后，协会还获得了这个女孩200元的捐款。

　　“在北京，没有什么人找过我们麻烦。公安局、工商局都知道这个协会，协会也去过工商总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李旭说，但身份不合法、求助者怀疑，一直是中国反传销协会遇到的最大尴尬。

　　李旭告诉记者，也有人建议，把协会变成一个商业机构，注册公司来做，但他坚持要做成公益。李旭最理想的状态是：打击传销办公室设在工商总局，最好由工商总局成为中国反传销协会的监管单位。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我们也在努力做得更加规范。”李旭说，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做反传销，但现在做到这个份儿上，也有些骑虎难下，有太多人需要帮助。

　　“每一个反传销人员都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但我们不奢望。”李旭说，现在协会的运转很艰难，还在摸索，“有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能走多远。”

　　给打击传销支招儿

　　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的日常工作中，宣传、劝说、解救是主要的内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工作人员随时面临被打的危险。李旭本人也有被打的经历。

　　有一次，在江苏解救传销受害者。受害者已经被劝说成功，提出要回去取行李，结果在回去取行李时被传销组织策反。传销组织带着一群人堵住了前去解救的协会工作人员天行，捅了三刀。其中一刀，差点就捅到了心脏。

　　“当时连医药费都没有，都是靠志愿者、网友的捐赠。”李旭说，这件事给了协会一个提醒，当传销受害者被劝说成功后，会有一个摇摆期，这个时候如果接触到传销组织，很容易被重新洗脑。之后再做解救工作，遇到回去取行李的一定要陪着去，或者干脆就不要行李。

　　今年，协会为每位工作人员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前些年，传销还只是在某些地方比较集中，可现在，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很猖獗。”李旭说。

　　他分析，传销现在分南北两派：北派以打工者、大学生等年轻人为主，涉及金额较少；南派以事业有成的人为主，高智商、高学历、高投入，主做金融类传销。南北两派的骗人方法都差不多，但南派是北派的升级，更高明，更具有诱惑性、欺骗性。

　　面对越来越高明的传销，李旭的反传销队伍也面临需要不断提高水平的问题。在中国反传销协会目前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曾经的传销人员，有的级别很高。当劝说、解救了传销受害者之后，工作人员会坐在一起总结经验。

　　尽管在解救时会面临很大危险，李旭还是坚持尽量不惊动执法机关。他觉得，如果执法机关出现，会让传销受害者恐惧，或产生逆反心理。

　　李旭告诉记者，解救是协会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就这么多工作人员，一年忙到头也解救不了多少人，今后协会的重点将会放在反传销的宣传上。今年就准备搞一个反传销的全国巡回展览，让更多的人了解。

　　今年7月中旬开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公安部联合展开打击传销百日执法行动。

　　这样的消息让李旭特别高兴，他特意写了一篇《为打击传销白日执法行动支招》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

　　由于今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打击传销有了更有力的武器。以前的法律，对传销者的惩罚，最多是“驱散”。

　　“打击传销，目前是由工商主管、公安配合。两个部门存在一些扯皮。”李旭说，很多城市都是这样，打电话给110,让找工商局；打12315,说没有强制手段，又推给公安。两个部门都不管，传销就放任自流、失控了。

　　李旭告诉记者，现在传销方式很多，基本上没有产品，很多都是空买空卖，工商局查不到任何东西。工商来了，传销组织根本不害怕，因为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手段。但公安局也无奈，因为法律规定了由工商局主管，只有在工商先查，涉嫌非法拘禁、诈骗等情况下，公安机关才可以介入。

　　“我主张传销归公安局管，因为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手段。目前国家法律已经跟上了，但缺少具体的司法解释。”李旭说，此外，打击传销需要地方政府的重视，只有地方政府重视，才会调动很多资源来打击传销，现在打击传销很难形成合力。

　　李旭认为，民间的反传销力量，是对国家相关部门反传销的补充。

　　“我们是一个桥梁，知道传销的弱点、软肋是什么，可以配合公安局、工商局打击传销。”李旭说，协会今年就配合辽宁鞍山的公安局打击了两个组织，江苏高邮的上百人团队也在协会的配合下被打击，几个头目都被抓。

　　李旭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大海退潮的时候，有很多鱼被留在了岸边，有个小孩子帮着把鱼一条一条送回海里，路过的人嘲笑小孩子，小孩子说你们可以不在乎，但每条鱼都在乎。

　　反传销的工作就像送鱼回大海，李旭说。

　　国内反传销面临立法困局

　　李旭的民间反传销行为，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存在相当的风险。

　　“由于这个反传销协会还没有正式注册，其主体是不合法的。就跟人没有户口一样。”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臣说，在这种情况下，李旭及其反传销协会做的事情就缺少法律依据。

　　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是中国反传销协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如，劝说一个受到传销蛊惑的人，如果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将其带到协会所在地进行劝说。“求助者求助的时候，都很心切，但一旦人被解救出来之后，求助者的心态很有可能出现变化。如果这个时候求助者认为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是非法拘禁，反传销工作人员恐怕会百口莫辩。”张万臣说。

　　张万臣觉得，民间的反传销行为本身很有意义，但其行为的合法内涵不好界定，基本上凭借反传销工作人员自己的感觉。由于这个协会没有合法的身份，其自身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协会也很难规范。

　　经济上的尴尬，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另一个软肋。由于缺少资金，这个协会的运转基本靠捐助以及求助者提供的差旅费。

　　“收了别人的钱为其做事，这还是否是公益行为？”张万臣说，严格说，做公益就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但如果不收取差旅费，这个协会就没有办法做到异地劝说、解救传销的受害者。收取了费用，谁来界定这样的行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谁来监督协会的财务行为？

　　张万臣觉得，就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反传销协会做一些劝说、解救工作还可以，如果长期做下去，难免有人有异议。而且，人的本性总是向往更好的条件，创业时，协会的工作人员可以接受住小旅馆，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是否也会有住三星级、四星级酒店的想法，那个时候，收取的费用是不是也水涨船高？会不会越来越偏离其公益的自我认定？

　　在张万臣看来，民间的反传销行为是好心，但很难做下去。我国公益事业不发达，国家对公益事业的管理还没有拿上日程。民政部门只负责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具体的管理则由相关部门进行，社会团体都需要一个主管部门，而类似中国反传销协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很难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尽管这样的机构应该得到国家的扶持，但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难做到。

　　让李旭苦恼还不仅仅是身份的尴尬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国家对传销的打击上似乎还有分工上的不合理。

　　在我国目前打击传销的制度安排上，由工商部门主管，公安部门配合。但李旭告诉记者，很多求助者都遇到过工商与公安相互扯皮的问题。打110向公安局求助，公安局让求助者联系工商局，联系了工商局，工商局却说没有强制权，得通过公安局解决。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立法上有缺陷。”张万臣说，立法对于传销的认定太单一，首先认定其是否违反行政法规，违法行政法规到一定规模才是犯罪。公安部门在没有弄清楚传销案件达到什么样规模的情况下，不敢介入；而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权，对待传销案件也无从下手。所以，很难有力打击传销。

　　在张万臣看来，目前对传销的立法等于放纵犯罪。传销不仅仅违反行政法规，还涉嫌非法拘禁、诈骗，如果立法上能够做一些调整，把这些罪名都追加到传销案件中，公安部门就可以从一开始就介入传销案件，对传销的打击力度明显不一样。

　　尽管打击传销是值得称道的事情，但在张万臣看来，民间的个人力量并不适合参与。由于传销涉及的是犯罪，只能由公安部门来做。(李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