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书生之气”、“书生之见”，笔者便想起《官场现形记》第31回中这样一个细节：某制台谈起一位举人参加“大挑知县”时，“上了一个条陈，其中有些话都是窒碍难行，毕竟书生之见，全是纸上谈兵”。这确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封建社会官员自以为高人一等，歧视知识分子的心态。

　　虽不能说所上“条陈”一定是真理，但斥之“窒碍难行”，并与“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挂上钩去，予以一棍子打死，毕竟太过暴力。要知道，真理与谬误总是在不断争斗、博弈中行进的，换言之，真理必有一个“窒碍难行”的过程。知识分子能够讲真话，尤其能够言人之所未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王蒙说过：“在中国，‘书生气’有时候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觉得适当有一些‘书生气’是可爱的。”想一想吧，假若缺乏“书生之气”、“书生之见”，我们的社会会怎样？马寅初的“人口论”，在当年无疑就是“书生之气”、“书生之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见其“书生之气”、“书生之见”的难能可贵。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保罗·克鲁格曼，旨在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性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媒体更乐意报道他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成功地预测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他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开专栏，以犀利的笔触向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投掷的石块，甚至有媒体认为他在《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中又预言了此次金融危机。难怪《纽约观察家》网上有一篇谈他获奖的文章称之为“幸福的斗士”。同样的问题，如果其“书生之气”、“书生之见”能够早早被认可，并被有效应对，那么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危机是否能够避免，至少其危害和损失能够被降到最低程度呢？

　　大千世界，有百啭千啼的黄莺，也有聒噪刺耳的乌鸦。人类可以自我陶醉，也需要自我警醒。有些“书生之气”、“书生之见”，或许听起来刺耳，但出发点是好的。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尤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虚怀若谷，顺一顺“书生之气”，听一听“书生之见”，领会、汲取其中有价值的神髓，必利于科学决策。

　　中国人民曾以其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春秋战国，是中国古文明最闪烁光辉的时期，当时的诸子百家，无不闪耀着中国人智慧的光芒。及至近代以来，贤能志士为救国图存而出谋划策：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维新变法者主张废科举办新学，官派儿童留洋，奖励发明，“五四”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鲁迅念念不忘的是揭露国人的愚昧，各类知识分子纷纷出国求学将世界上的思想学说介绍到中国来……或许，这些言行在有的人看来颇多“书生之气”、“书生之见”。然而，假若失却这些“书生之气”、“书生之见”，我们的社会又怎么会进步呢？

　　时至今日，我们要使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充分焕发出来、凝聚起来，我们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书生之气”、“书生之见”予以正名，尤其是要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各级领导干部不再对“书生之气”、“书生之见”心存偏见之时，我们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有了更可靠的前提。(文/赵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