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给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写信，提出“高考命题要有学生参与”的建议，指出“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脱轨现象”，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他寄出去的信，大都石沉大海，只有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予以了回应，书记委托秘书给曹湘凡打来电话，转达了六个字：小伙子，好好干。他为此深受鼓舞。

　　但身为一名高龄的专科生，41岁的“小伙子”很难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他为写作论文《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去一家检察院调研，并向办公室主任咨询：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工作，需要什么条件，要找什么关系？

　　他愤愤不平地转述对方的回答：“你要是教我们的孩子，我放心，但你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连扫地的资格都不够。”

　　他不满中国普遍存在的年龄、身份和学历歧视，羡慕美国70岁的老人还能做消防队员，还援引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话说，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但老曹不得不感叹：“40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却是找工作的黑色岁月。”

　　他的中学母校把他作为勤奋执著的典型写进了校史，曹湘凡投去简历，没有回应。他想报考公务员，但超过了年龄。他打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学了3年法律，不考，会很遗憾”。他也希望有人请他做培训师，在全国巡讲，培养高考的偏科人才。

　　在长沙寒意肆虐的冬日，曹湘凡独自一人住在那间逼仄杂乱的屋子里，凌乱的床边是一堆凌乱的报纸，那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主渠道。这位大学生没有电脑，还不会上网。他在大学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学会了发手机短信。

　　他曾被村民讥笑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现在，他的自我定位变成了“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他房间的书桌摆满了各种高考资料，《中国行政诉讼法》、《简明证据法学》等几本专业书被裹在其中。

　　妻子在他入学的那一天就生气地离开了他，去了深圳，她预言丈夫“一毕业就会失业”。但老曹总觉得，“多读点书是有用的”，虽然，他连妻子基本的梦想都没法满足：不如把家教做好，在长沙买个二手房。

　　至于待在农村的年迈父母，对这个执拗的儿子已没有任何要求，“基本不谈我的前途，只希望我不违法”。

　　刘鹏，曹湘凡入学以来的辅导员，却呼吁企事业单位能给他就业的机会，“他心态正常，毅力坚定，相信以后的工作也会很扎实”。对这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学生，刘老师赞不绝口，称他的精神可嘉，“对社会也是一种激励”。“我愿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帮助他。”刘鹏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曹湘凡连续两年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

　　曹湘凡会不会成为悲剧

　　曹湘凡读了有关杨元元的报道，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知识改变命运在我身上是一个伪命题，我只是像杨元元一样的千百万弱势群体中有抗争精神但无力回天的一个缩影。”

　　杨元元，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贫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活。曹湘凡看着报道，悲从中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只是比她坚强一点，没有自杀。”

　　也许是受杨元元经历的触动，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他悲观的一面。几天前，他还认为自己不是悲剧人物，也非高考失败的个案。

　　这是我第二次采写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们偶有联系。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一个“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处打工，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梦想促使他为进大学历尽艰辛苦斗了漫长的岁月，也导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独居长沙，妻子远在深圳，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渐渐长大，没有父母之爱的陪伴。

　　我几次善意地提醒过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我发现，这种现实的观点在他的理想面前显得很无力，也很难被曹湘凡接受。因为他的内心认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人，就没有地位就“人微言轻”，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如今，马上要大专毕业，他希望“多年的媳妇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问他：“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的退路是：做一辈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临的尴尬处境：学历不够，年龄过大，因此，才把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本报的报道之上。在一个为选材设定了学历层次和年龄限制的社会，这是一个略显天真而又无奈的举措。

　　但就业观念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和反应，朝夕之间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圆梦”的难度很大。尽管，他比许多大学生更有见识和意志。

　　我当然不会去指责曹湘凡有点“偏执”、太不理性，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家庭观。对这样一位坚定的追梦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适的归属，感受到社会的理解、包容和接纳。本报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