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队长的“经验”与忐忑

　　陆大任没有看《蜗居》，他看的是电视新闻，里面正在讲秦荣招聘的事情。他“脑子一热”，就打了应聘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这次招聘的不二人选，也让时下备受关注的拆迁话题出现一个兼具辛酸感与戏剧性的场景。

　　12月初的一天夜里，秦荣接待了前来面试的陆大任。一开场，这位电话里“声音很沉稳”的中年人就反问“考官”：“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

　　陆大任的问题给秦荣打了一剂强心针，她笑了。

　　“只要你不走，我绝对不走。”陆大任搁下这句话。

　　举手投足间，行伍出身的陆大任带有少许的“匪气”，很难嗅到大学中文系带出来的书卷气。

　　陆大任今年45岁，眉毛浓黑，长长地龇着，有些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一片，加之他偏偏又戴着一顶暗红色的老人帽，周围人习惯称其为老陆。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老陆让座，这让他很不爽：“我有那么老吗？”

　　老陆的脸倒是饱满又生动，朋友说他挺像喜剧演员范伟，只不过是大号的。

　　老陆不缺钱。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来到北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了，他被拒签。老陆却并不沮丧，而是有所解脱，“好不容易送走了‘三个皇帝’，获得解放。”

　　老陆早年喜欢写点诗歌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他感觉到全民下海的浪潮，“社会发烫了”，“50多个人的单位，开会就几个人。”

　　陆大任也试着做起生意，最初是倒腾烟酒，“大年三十儿，还拉着一大卡车挂历，从广州往山西赶”。之后的一个契机，老陆接手了拆迁的“买卖”，“当时这是个肥缺儿”。

　　那时没有“钉子户”一说，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难缠户”。陆大任对自己摆平难缠户很有信心。

　　“扔死鸡、砸玻璃、堵下水道、断水断电，都是最常见的做法。”他看不上这些“下三滥”的路数，他的做法是“打擦边球”。比如在危房100米开外搞爆破，轰隆一震，危房震出裂缝，也就相应贬了值；或在紧挨钉子户的房子上施工，伪造机械事故，“预制板吊在空中，看屋里人一出门，就哐当一声掉下去，说是意外，不小心砸到他们家房子了，其实这么一弄，房子都快垮了。”

　　人不肯出门怎么办？老陆会让开发商找几个本地青年进行“培训”，在自己指挥下，两个人一组，把屋里的人抱出去，“出手不要重，但一定死死抱住不松手”，其他人趁机迅速把家具搬出来。

　　那时拆的大多是平房，半个小时就完事，房子一推，钱一搁，人再哭天抢地，也没拆迁队的事了。说起自己当年的“损招”，老陆捂住嘴，有点不好意思。

　　也有一次出了大事。当时是在太原，老陆把价码谈好，立马开工，一个不知道补偿金已经到位的中年妇女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推土机明晃晃的铲头上。血流了一地，闹出了人命，老陆为此赔了6万块。

　　很难有人想到，拆迁队长的身份竟让老陆几年间暴富，积累了不少于500万的财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挖空心思地挣钱，心满意足地数钱，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一个辈分。

　　几年前，他决心远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当他看到秦荣的招聘启事，心里一动，似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神奇的老陆”

　　北京的严冬里，当年的拆迁队长坐在断水断电的黑屋子里，说着自己的故事，偶有触动。车影驶过，像一出皮影戏在他脸上流动。“这是我欠钉子户的债。”他说。

　　在老陆之后，信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上海市民徐达也获得了秦荣的信任。徐达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计算机工程师，“世博会”动迁中，他为没有得到安置的96岁的特困户姨妈起诉31次，4年后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明确答复。他说自己有过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体验，希望秦荣不至于那么无助。他告诉秦荣，会帮她以信访方式讨要补偿款，每个月象征性地拿100元“工资”，事成后全部捐给对抗“钓鱼执法”的上海司机孙中界。

　　自此，陆大任和徐达成为秦荣的得力助手，徐达负责写信上诉；陆大任坐镇店里，对付暴力拆迁，被媒体称为“文武钉子户”。

　　老陆习惯于裹一件长过膝的军大衣，举一面“钉子户”白旗，一个淡蓝色口罩略显神秘地把半张脸藏起来。他很高兴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这个“过来人”对完成使命自信满满，他没有预料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远比向现实妥协困难。

　　原以为每天还可以吹吹暖气，看看电视，大不了24小时盯守。来到这排黑森森的屋子里，老陆才发现“艰苦得像抗战”。98%的时候，老陆在和无边无际的时间抗争。

　　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黑暗无比漫长。睡不着，老陆就坐着，日复一日。零点半到零点四十，看市政环卫车从北向南开过去；凌晨一点半到一点四十，环卫车又从南往北缓缓开过来。有时老半天没车经过，静得发慌，于是，偶尔有车轮擦过路面的唰唰声，也成了华丽的凡德伊小乐章。另一些时候，一辆黑色商用车突然在视野中慢下来，老陆立马睁大眼睛甄别，一旦“敌人”来袭，得立马拨打110。

　　让人尤其不痛快的是也许无所不在的监视，包括想象中的和确实潜伏着的。每当老陆想到有一双隐形的眼睛正看着自己扒拉几口新疆拌面，等着自己打一个盹，心里就毛悚悚的。

　　“鱼堡”在汇发楼的南头，和它一起24小时坚守的，还有中间的菊华居和北头的湖南米粉店。老陆说，这种结构决定了拆迁队强拆无望。但苦日子得一天天捱，菊华居的老板娘冻得鼻子通红，“熬鹰似的”，她用感冒的鼻音说。

　　白天闲暇的时候，老陆会出一些怪招。

　　他在鱼堡的玻璃大门上，公示“断水断电×天”的字样，日日更新。还在他睡觉的地方贴上卡通体、白纸黑字的“严防死守”，“死”字匕首上那一撇，被画成一张人的笑脸，“要乐观点嘛。”

　　12月19日这天下午，他举着自制的白旗到地铁4号线里“散步”去了。上面的中文写着“钉子户”，还写着他打听得来的英文“Nail”。老陆说这是“恶心人的小把戏”，当年一位开酒吧的朋友欠钱不还，他也是用印传单的招数达成目的的。

　　秦荣和驻守“鱼堡”的店员们对老陆层出不穷的点子很是惊讶，称他为“神奇的老陆”。

　　面对“神奇的老陆”，记者们总会翻来覆去问同一个问题：如何完成从拆迁队队长到职业钉子户的角色转变？

　　开始老陆不乏豪言壮语，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为了“永远抹不去的心痛”“社会和谐共享”“让钉子户事业发扬光大”⋯⋯

　　渐渐的，老陆觉出不对劲，“说这些人家觉得我有毛病，像骗子”，然后他统一口径，说自己是为了每个月一千块的工资和2%的提成，“这样别人反而觉得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