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点之一。这个占全国农民工六成的新群体，虎年的心愿是什么？

　　在沂源县大张庄镇西山村，记者与三位回家过年的新生代农民工深聊。

　　“大姑娘”李小静：离家近点，方便谈对象

　　右手拿起医用针管和针头，迅速放进左手的塑料袋中，重复这个动作上万遍，这便是1986年出生的李小静每天的工作。

　　李小静在张店一家医疗器械厂打工。“工作不累，就是有点闷，工作时穿着卫生服，不让说话。”手拿粉色“山寨”手机，脚登白色“山寨”阿迪达斯，一头花60多元做的浅黄卷发，她笑盈盈地对记者说。

　　24岁的李小静，在小山村已算“大姑娘”。小静的妈有点急，“该给孩子张罗找对象的事了”。

　　几年前，高中毕业的李小静跟叔叔到了青岛，在一家商场做售货员。刚开始每天站9个小时，发25元。“站一天下来，脚肿得脱不下鞋。”后来工资涨到每天40元。为省下一百多元的汽车票钱，她每年回家一次。

　　堂哥帮忙，两年前她到了医疗器械厂。回家路费从一百多元降到几十元，工资也从在青岛时每月1200元降到现在的1000元左右。

　　但小静仍感到这个工作离家远。“厂里大都是女孩子，男的太少。宿舍有两个桓台的同事，为离家近点找对象，已回了县城。”

　　去年底，小静的爸爸开始在县城给她找活，托了几个人帮忙，一直没合适的。

　　镇上的肉鸭食品加工厂，工人每天下班能回家，小静很羡慕，“要是镇上能多开几个厂子，我在镇上找个工作就好了。”

　　让李小静圆梦，惟有加速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经济。

　　“老资格”孙传军：进个技术培训班

　　“后悔当年没好好读书。”酒过三巡，孙传军眯着眼、红着脸，挥着只剩三个手指的左手对记者说，“打工还是有技术吃香啊！”

　　残疾的左手，是他 10 年打工史的小插曲。5 年前，在一家私营小机械厂干活时，机器吃掉了他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

　　1982年出生的孙传军，是记者的小学同学，而今已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老资格”。初中读了两年，他就下学打工。28岁的他，已跑了省外3个地方：在河南推销过果汁，在江西做过建筑工，在广东玩具厂打过工。

　　“我的小学学历太低了。那年做推销时，干一样的活，要比高中学历的每月少发50块。”孙传军说，手残疾后，找工作受点限制，但“技术残疾”受到的限制更大。“不少工作标明要高中以上学历。”

　　前年开始，他打算学点技术，没如愿。孙传军说，县里也办过面向农民工的培训班，主要是裁剪工、电焊工、美发等，他兴趣不大。参加培训，虽然培训费政府补助，但自己要拿食宿费、书本费、考试费、技能鉴定费等，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更头疼的是，培训时间安排“死板”，他不能自主选择培训专业的培训时间。

　　而今，他在莱芜一家酒店打工。 “ 主要想跟着学点厨艺，看看以后在镇上能不能开个馆子。毕竟孩子3 岁了，不能老在外跑了。”

　　多学致富技术，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愿望。 而构架更完善、灵活、有效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尤为关键。

　　汽车维修工贾平：多交几个城里朋友

　　一个月1000元，包吃包住。1989年出生的贾平，原本对这份工作较满意，但最近一年却开始“郁闷”。

　　初中毕业后，他在一家职业技校学了两年，之后到一家汽车修理店工作，工资一月450 元，包住不包吃；两年后，他到了淄博张店一家 4S 店，工资涨到一月 600 元，包吃不包住；一年后，他又转到淄博这家政府机关汽车修理厂，工资涨到每月 1000元，包吃住。

　　虽然每天弄得油污满身，但早8 点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贾平已经喜欢上了张店，“我肯定会在这个城市安家，把父母接到城里。”

　　维修厂20多人，和他年龄相仿的就四五个，而这几乎就是他在这个城市的全部朋友。“同学大都在县里，这边没亲戚，有时很寂寞。”半年前，一个宿舍的同事迷上网络游戏，经常打通宵，上班没精神，误了两次事。后来偷舍友东西，被开除了。这件事让贾平惊醒：“我不再到网吧了。”这让他的交际圈子更窄了。

　　他也试着和来修车的人交朋友。一次，忙完活，他给车主递烟，车主说不会。“其实，几天前他抽过。估计是嫌我的烟不好吧。”贾平闷闷地说。

　　穿上了皮鞋，穿上了西服，努力去掉口音中的方言，但一米八的贾平觉着自己还是比城里人矮。“要能多交几个城里朋友就好了。”他自言自语。

　　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更强烈。(娄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