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悲剧一个月前曾出现

　　5月18日，台州市椒江区葭芷街一家网吧的二楼，上了一通宵网的李强(化名)一个人靠在座椅上边抽着烟，边听着MP3中播放的动感网络歌曲。

　　李强今年19岁，老家在江西，因“实在读不下去了”，初中没有毕业就随父母到各地打工，从今年春节后开始在台州市黄岩区一家电子厂工作，“通宵上网、打台球、喝酒”几乎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生活。

　　一个多月前，他失去了在厂里认识的两个湖南来的“拜把”兄弟。“我们结拜的时候还摆了一桌酒席，王晓刚(音)和王晓路(音)都比我小，还端着酒对我说，‘我认了你这个哥，我们都出门在外，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们兄弟’，可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李强说。

　　今年4月的一天，李强下班回到宿舍，发现王晓刚和王晓路已经服毒死在宿舍的床上。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王晓刚请李强到葭芷街的一家网吧包夜，“我在玩游戏，他们两个一整晚都在和女孩聊QQ。”李强说。

　　第二天早上7点多，三人回到宿舍，“我催他们两个去上班，可王晓刚说，‘你去吧我不去了，上班没意思’。”

　　李强问王晓刚发生了什么事，可他从拜把兄弟那儿得到的是非常不耐烦的一句：“你管我干嘛，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吃中午饭的间歇，李强回宿舍换鞋时发现两个人都不在宿舍，给他们打电话，均是关机。

　　李强晚上再回到宿舍时，看到躺在床上的王晓刚和王晓路已经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在网上谈恋爱失败才想不开服毒自杀的。”

　　李强想翻阅王晓刚手机上的名片夹给王家打电话，但发现王晓刚的手机上连家里人的电话号码都没有存，只存了很多女孩子的号码。

　　“他性格内向，有什么事就憋在心里，和家里人的关系不怎么好，平时很少见他和家里人通电话，一般只打电话给一些异性朋友聊天。”李强说。

　　后来李强在王晓刚行李包内的一个卡片上找到了王家的电话，他拨通电话告知王的父母发生的事情后，“他父母认为我在搞恶作剧，还说我儿子两个多月前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自杀呢？”

　　李强所在的电子厂有很多像他这样的“90后”青年农民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上网和打台球，交际范围非常狭窄，只限于几个老乡和同宿舍谈得来的工友。

　　给穷孩子创造更多上升渠道

　　来自河南驻马店、在台州务工7年的姜鹏(化名)近来每隔几天就要到台州市华夏心理辅导站接受心理医生的辅导。这位刚刚30岁的年轻人，相貌比实际年龄显得大很多，和记者交谈时眼神迷离迟钝、话语断续、逻辑混乱。

　　工作受挫、婚姻失败的他近来一直想以自杀的方式寻求解脱，“农药都买好了，要不是想到儿子没人照顾，我可能早就不在了。”姜鹏说。

　　姜鹏初中没毕业就到广东的一家表演团打工，后回老家学了厨艺后到北京做厨师。在北京期间，他和一个在餐馆打工的河北承德的姑娘相恋，并迅速结婚生子。

　　7年前，他又跟随父母在台州打工，每天需要连续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去年，姜鹏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并因此失业，妻子也离他而去。

　　现在姜鹏一家的生活只能靠父母拾破烂维持，但尽管如此，姜鹏一家也不愿意回河南老家，“地没了，回去比现在的收入还低。”

　　姜鹏说：“我有个姐姐，以前同样在台州打工，在年前自杀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怎样。”

　　台州市华夏心理辅导站接触最多的人群就是在台州务工人员，这其中更以“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务工人员为主。

　　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的主任医师杨伯泉说：“现在很多青年农民工都存在心理问题，常见的症状是：忧郁、焦虑和社会交际障碍，主要原因是社会的自制机制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这个群体太缺乏关注了。”

　　“这些年轻人渴望找到好工作，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但因为学历低、掌握的技术少，在现实中不得不经历很多挫折和坎坷，一旦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受挫就容易走极端。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卫生亟须被关注。”杨伯泉说。

　　“农村回不去了，城市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没有良性的交际圈，缺乏情绪倾诉渠道，这是大部分随进城务工父母生活的‘农二代’的状况。”杨伯泉说。

　　杨伯泉认为，很多青年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之所以出现心理问题，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家庭出身的子女上升途径狭窄等社会因素是主要原因。 “我们应该充分关注这个群体，并力所能及地完善社会自制系统，给穷人的孩子创造更多的上升渠道，并健全心理危机干预制度。”本报记者 田国垒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吉玲

　　让"农二代"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如果不改变社会结构，仅仅依靠心理辅导很难改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消极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90后”农民工的自杀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9位学者在倡议书中提到：“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

　　“有些人将这些青年人的自杀行为归结到他们的年轻和吃不了苦，我非常不同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目前流行的这种观点提出异议。郭于华认为，导致进城务工的“农二代”走上轻生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

　　“他们是无根的一代”，郭于华这样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故土难离，她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他们渴望摘掉‘农民工’的帽子，在城市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卢晖临认为。

　　“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是倡议书中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剖析。

　　在倡议书中，学者将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称作“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

　　他们提到，应该立即停止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呼吁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

　　“现在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很多工厂的最高工资，一个月1000多元怎么够生存？”谈到如何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卢晖临认为一定要给予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家的物质保障和希望，给他们尊严。

　　“应该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帮助”。郭于华认为，外出打工的“农二代”被分割成了个体，社会感的缺失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变得脆弱，无形中增加了自杀事件发生的几率。“工会和社会团体应积极地帮助他们，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实习生 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