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我25岁的侄儿梁荣洲被一个女网友以介绍工作的名义，骗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的传销黑窝。父母在当月25日接到传销团伙的电话，对方声称梁荣洲碰伤了人，其父母必须把6000元汇入其指定账户去赎人。这时，我们知道自己的亲人被“绑架”了。

　　我分别打电话给我的3位律师朋友，向他们请教此事是否属于绑架。

　　这几位分别在北京、湖南和山东的律师朋友都告诉我，只要是“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者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都属于绑架。所以，他(她)们分别给我的建议是：“报警”、“要报警”和“赶快报警”。

　　我们随即到了侄儿原来打工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报案。

　　当天是周日，接到绑架报案的民警感觉案情重大，特意把他们的值班领导叫来听我们反映情况。听到是传销报案后，接警领导申明其以个人名义给我们分析说，因为陷入传销组织者有可能被洗脑，所以我们的亲人有与传销团伙合谋欺骗家人的可能，很难判断是否被绑架。

　　在试图营救侄儿时，通过网络搜索(关键词：传销)，我知道了更多的“被传销”故事。这些“被传销者”实际上是被骗入传销黑窝沦为人质。传销团伙往往要其亲人没完没了地交纳赎金。

　　这不是绑架，又是什么呢？

　　迫于无奈，我到北京来寻求媒体和好心人的援助。在这里，我了解了更多传销团伙制造的人间悲剧，也见证了那种让我非常感动的民间“反传销”求助与救助行动。

　　5月上旬的一天，我第一次赶到设在北京大兴某居民楼里的民间反传销协会。就在我们在那个既是办公室也是客厅和饭厅的拥挤空间里吃晚饭时，一对湖北籍的中年“北漂”夫妇来求助，说他们的儿子被骗到东北，希望民间反传销协会去解救。5月中旬，当我们第二次到那里时，同样是在那个既是办公室也是客厅和饭厅的拥挤空间里吃晚饭，一对广西青年夫妻从外面回来，黑黑而瘦小的小伙儿满脸写着真诚的感激，他因为妻子刚被解救而特别兴奋。

　　中国的传销队伍人数已逾千万，其中年轻人占大多数，社会从未有过如此无底线的道德伦常败坏。对民间用各种方式对“被传销”的人的救助，我一直持积极的态度。民间的努力不仅有利于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民间的努力可能对促进政府反思和改进很有好处。但是，人们都明白，没有自上而下的“拯救”，反传销不可能真正成功。与“为家救人”的民间自发组织相比，我们真挚地希望，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为国救民”的行动。

　　我们必须要像救助地震和矿难的受难者那样“不放弃，不抛弃”，只有这样，已深陷“居民楼里的黑砖窑”的“被传销者”及其家庭，才能走出噩梦。(文/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