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运动源于西方而属于世界，应当兼容并包世界各种优秀的体育文化。正如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在结束了对五个申办城市的考察后，在其评估报告里所写的：“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如果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北京奥运将成为奥林匹克向着多元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东方文化造血奥运

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上，体育方阵车队通过天安门。正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首次以巨人形象亮相世界。

　　“我们手拉手，心与心相牵……”，汉城奥运会这首旋律极其优美的主题曲《手拉手》，是历届奥运会主题歌中最成功的一首。而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也被称为奥运史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开幕式。韩国人以“天地人和谐”为主旨，不仅展示了假面舞、跆拳道、草圈舞、龙鼓等东方民俗文化，还以稻草编织的两条巨船碰撞的民俗表演阐发了东方哲学思想。但见两船迎面猛烈相撞，船头陡然升起，由于稻草柔韧，冲撞之后，两船依然完好无损，寓意冲突转化为和解。这一幕不知让多少人拍案叫绝，尤其是在一向认为只有用钢铁相撞才能迸发出力量的欧洲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但遗憾的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对撞并不多见。在奥运历史上，亚洲仅举办过两次奥运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兴旺发达的同时，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便是文化的单一化。

奥运日趋单一化

　　在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中，源于西方的运动形式居于压倒地位。在夏季奥运会28个大项的300个小项中，除了柔道、跆拳道等极个别的项目外，均为西方运动项目；

　　发展中国家对奥运会的参与处于较低水平。在悉尼奥运会注册的10960名运动员中，实际参赛人数为10651，其中近一半(49.6%)的运动员来自欧洲。

　　尽管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特别是奥运会，这些国家的实际参与状况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许多场合它们的参与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如悉尼奥运会有71的国家和地区派出的运动员不足5人，其中英属维尔京群岛仅1人。多数发展中国家亮相的唯一机会就是开幕式上几秒钟的电视画面，国旗后面稀稀拉拉的走着几个人。

　　奥运会极少在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城市举办，这也限制了其从西方以外的文化中吸取营养的机会。

　　在奥运决策层，西方人士居于主导地位。在国际奥委会的123名委员中，一多半(52.6%)来自欧美国家。在当代的国际体育组织中，60%以上的领导人来自欧洲；90%以上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设在欧洲；60%以上的重大国际比赛是在欧洲举行的[HR1]。

　　奥运中欧美文化的主导地位如此强大，年轻的奥运选手也深受影响，这反映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选举中。这次选举于2000年9月16日至27日在奥运村举行，有5216名运动员(为全体参赛运动员的47.26%)参加投票，候选人共44名(非洲5、美洲6、亚洲9、欧洲22、大洋洲2)，结果是当选的8人(北美2、欧洲5、大洋洲1)中竟无一人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不乏赫赫有名的世界级明星，如我国著名运动员邓亚萍就在其中。邓亚萍是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唯一蝉联两届冠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该项目唯一的4枚金牌得主，名气不可谓不大。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单一化似乎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非西方民族的传统体育要获得现代性就必须抛弃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向西方体育文化看齐，按西方体育的模式进行改造。如果这样下去，奥林匹克运动越普及，对非西方的传统体育的威胁就越大。一旦各种非西方的传统体育形态消失，奥林匹克运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来的可持续发展？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水平取决于它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取决于它所能利用的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文化资源越多样，越丰富，其发展就越迅速，越健康。其实，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也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末，欧洲存在两大体育流派的对峙，一方是以瑞典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体操派，另一方则是流行于英伦三岛的竞技运动。欧洲大陆的体操家们视竞技运动为儿戏闹剧，而海峡另一边的英国人则反唇相讥：“除了英国和美国，其他所有国家在竞技运动方面还完全处于史前状态。”当首届奥运会举办之时，比利时的体操协会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还写信阻止其它国家参赛。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将体操与竞技运动均纳入奥运会，几经挫折，最后终于破除了门户之见，熔两者于一炉，从而为奥运会后来一个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奥林匹克运动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全球性的社会文化运动，需要建立更加雄厚的基础，这就必须大量补充新的资源。因此，开发新的文化资源，强化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性，以构建一个多元而均衡的文化生态环境是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需要。

西方文化异化奥运理想

丰富多样的东方体育文化可为奥运输入新鲜血液。

　　奥林匹克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人们比较关注的就有商业化和职业化对奥运理想的负作用、兴奋剂的滥用、民主化不足、规模过大、政治干扰、重胜负轻参与等等。如果深入分析，不难看出这些现象或多或少都与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有某种联系。

　　西方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中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但也有其固有的严重缺陷，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它越来越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终极目标，将物质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见物不见人。这种价值观表现在竞技运动上，就是极力强调比赛的结果，而忽视比赛的过程，导致了竞技运动价值观的异化，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灵与肉的再次分离。

　　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它所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找到它们的社会文化根源。如在竞技运动的价值观方面存在着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结果、轻过程；在体育实践方面，重练外，轻练内；重形，轻神；重分解，轻整合。靠西方体育文化本身无法克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种种不足，必须从其它的文化形态，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材料和物质手段，因为，西方体育之所短，正是东方体育之所长。东方传统体育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体育比赛的价值观方面重精神，轻物质；重过程，轻结果。在体育实践中，重练内，轻练外；重神，轻形；在练习的步骤上重整合，轻分解。

　　此外，东方哲学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对奥运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体育是以竞争为手段，以达到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西方体育中将竞技场上双方的对立、斗争和冲突推向极端，形成以手段取代目的，在根本上影响到奥林匹克宗旨的实现。而东方哲学在认识论上强调事物矛盾的和谐、统一 ，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为贵”。这与奥林匹克理想形异而神似。此外，东方哲学主张气一元论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医学上天人相参。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利于奥运在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北京奥运将平衡地缘文化

　　反观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人们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形象颇为暗淡，它们或为仁慈的强者所同情，或为慷慨的富者所施惠，然而它们对奥林匹克运动潜在的巨大价值却得不到承认。迄今为止，关于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话题，国际上已有太多的议论。但是这些议论的基本思路却是集中在如何帮助这些国家改善接纳西方体育的条件。既定的奥运模式深深地束缚人们的思想，以致于发展中国家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被忽视了，很少有人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从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获得生命之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如何让源于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扎下根来，是21世纪向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新挑战。回答这一挑战需要思维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就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创新提供了机遇。

　　 对于任何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运动来说，地缘因素是时时要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奥运会不同于古代奥运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它打破地域的局限，周期性地世界各地流动举行，从而将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圣火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博采各国之长，不断丰富自己。当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希腊雅典获得成功，希腊人提议将奥运会固定在希腊举办时，顾拜旦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坚持奥运会在各国流动。寒来暑往，这种做法已成惯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未曾出现在一个洲连续举办夏季奥运会的现象，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奥林匹克运动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失衡：夏季奥运会已经举办过24次，其中欧洲14次、北美4次、澳大利亚2次，而国家众多的亚洲仅举办过2次，拉美1次，非洲至今仍是空白。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可以对奥运会长期徘徊于欧洲和北美这种失衡状况有所调整，这也正是国际奥委会中诸多有识之士看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地缘因素此次如何在国际奥委会7月13日选择举办城市的投票中发挥作用，却由于另一重要相关事件的介入而变得复杂起来。这就是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16日投票选举新主席。这两次意义重大的投票几乎在同时进行，委员们难免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统筹权衡，这就使得这两次投票交织在一起，形成互动之势。

　　 一般而言，考虑到地缘因素，国际奥委会不大可能将当选主席与举办奥运会两件好事交给同一国家或地区，即同一个国家或地区既举办奥运会，又获得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要职。此次有5人角逐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他们是加拿大的庞德、比利时的罗格、韩国的金云龙、美国的德弗朗斯和匈牙利的施米特，其中前三人被认为有最有希望。此次角逐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城市也有5个：中国的北京、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多伦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日本的大阪。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报告已明确表示，北京、巴黎和多伦多的条件较好，势均力敌，都可以举办出色的奥运会，而伊斯坦堡布尔和大阪则略逊一筹。于是，角逐将主要在北京、巴黎和多伦多之间展开。这就可能出现下列几种情况：如果要加拿大的庞德当选主席，则多伦多申办获胜的可能性会减少，举办城市将在北京和巴黎两者中产生。由于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希腊雅典与巴黎同处欧洲，这就使巴黎处于地缘劣势，从而形成对北京有利的局面；如果要比利时的罗格当选主席，为了缓和国际奥委会中实力人物庞德落选的影响，多伦多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从而成为北京的强劲对手；如果韩国的金云龙当选主席，从地缘因素考虑也可能对北京的角逐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这种逻辑判断似乎为国际奥委会一些人士最近的言论所证实。如海外媒体近来披露，公开支持庞德竞选奥委会主席的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表示多伦多的条件不如巴黎，显然不想让多伦多取胜而影响庞德竞选主席。而雄心勃勃要作国际奥委会掌门人的金云龙却对多伦多称赞有加，其之所以如此，似乎也是基于地缘因素的考虑：如果北美的多伦多申办成功，可能有利于他从亚洲出发问鼎瑞士洛桑。文/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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