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从证实这篇编译文章中涉及到的亚洲直至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疯狂现状，但这离我们所了解到的状况相去不远。从另一个视角审视中国的制假贩假，同样的是触目惊心。中国的消费者、生产厂家、政府主管部门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用更强烈的举措才能捍卫我们健康的生活、维护经济的良性发展。

洋“王海”亚洲打假

许多经营者雇佣尤尔（镜中人）那样的侦探打击造假者。

　　鲍波.尤尔说自己就像“头发着火，四处乱跑”的那种人。这位身材高大、手脚细长的英国人在香港警署做了20年侦探，追捕罪犯，工作出色。1997年退休后，他又发现了一个让他兴奋的工作。工作听起来很乏味：国际唱片工业协会区域协调员。这个职位的名称冲淡了工作的严重性：挫败遍布亚洲的非法CD生产厂家。与他从前的侦探工作相比，唯一不同的是，当他身处险境，需要武装保护时，公司却无能为力。

　　去年，他在吉隆坡市外的一次搜查行动中就险些出错。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了亚洲非法翻印光盘的中心，而尤尔过去在香港搜捕的那些犯罪集团也在那里从事这种非法行动。这些犯罪集团利用他们进行毒品交易和非法买卖枪支的渠道，将光盘运出马来西亚，流入亚洲其他地方、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最近的一天晚上，尤尔和他一个香港朋友拉蒙.丘等一行人对吉隆坡市外的一所工厂进行搜查时，突然被这些制假者发现。他们抓住了给尤尔带路的举报者狠揍。尤尔向一位当地的警察求助，这位警察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侦察组。尤尔大声喊到：“赶快打电话求救！”。但警察只是缩着头嘟囔了几句，无能为力，因为显然这只是民事纠纷，不是真正的警署行动。

　　匪徒威胁尤尔：“你要是敢离开，我们就杀死你。”他们说：“你永远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住在香港什么地方。”

　　天蒙蒙亮了，尤尔一群人才带着伤势严重的举报者逃出来。尤尔推测他们不杀他是因为马来西亚已经下令调查，这些匪徒想恐吓他不要出面作证。以后的几天里，尤尔几个人在吉隆坡被盯梢拍照。回到香港后，尤尔仍然很谨慎，因为一个匿名电话曾经威胁他要炸他的办公室。“他们猜想我们不再敢搜查这个地方，事实却是，我们做了。”他说着，咧嘴笑了。

间谍水平的打假队

　　亚洲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像鲍波.尤尔这样的非官方打假人。由于政府无力对付大规模的假冒伪劣行为，有名的大公司就经常依赖像尤尔所在的机构这样的伞状组织，自己追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激励公司这样做的动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同时也保护自己像大出血一样流失的利润。

大量盗版CD和VCD在曼谷的打击侵权活动中被销毁。

　　全球范围内，假冒伪劣和非法仿造额已经上升到世界贸易的5%-7%，或者根据欧共体最近的估计，大约占去年年收入中的2000亿到3000亿美元左右。来自亚洲的假货数量巨大，在那里任何东西，绝对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仿造。最高的一端，假冒伪劣生产是由像辛迪加那样的有组织的专业化垄断生产集团组织进行，同时还得到政府和军队内权势人物的袒护。最低的一端，造假者是一些普通人。比如，住在拉瓦尔品第的巴基斯坦人最近被抓住在浴缸中制造假的可口可乐。住在孟买周围的哈森纳卡地区的一些家庭，从垃圾山中捡拾用过的香水瓶，然后注入琥铂色的液体，再把这些瓶子装入精美的盒子里。产品一旦出名，它就会被伪造。从气喘药、伟哥、花生酱、香波、音乐和电影唱片，到软件、衣服、手袋、钟表、避孕套、刹车链条、轮胎，甚至整辆摩托车和汽车。每次当公司绞尽脑汁，通过贴上新的激光防伪标志或者安全装置时，造假者通常几天后就会仿造出来。香港金色收获娱乐电影公司的总裁C.K. 冯说：“我们就像一半顾客都在白吃白喝的饭馆老板一样。”

　　因厌倦政府和警察力量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大，许多公司转求如科罗公司和平克顿公司这样的国际侦探组织。另外一些公司如临大敌，组建自己的律师部队，雇用曾任警员的调查者和接受过特种训练和熟悉黑道的退役军人。他们佩戴DICK TRACY牌的数码手表、携有微型间谍相机。他们的简历更是令人吃惊：一位美国人曾在越南战争中任突击侦察员。他的一位英国同事曾经潜行到英国贝尔法斯特的一些爱尔兰共和军游击队的家里，借助挂到门上的一个听诊器，窃取他们的暗杀行动计划。一位前美国突击队员说：“钢门、监控器、墙上带刺的铁网等障碍物会放慢我们的速度，但我必须在20分钟内冲进工厂，否则他们就有时间把罪证销毁掉。”有一次，鲍波.尤尔爬上印尼一座工厂的栅栏，却突然发现下面一群蛇正盯着他。

　　官方的稽查力量来晚了，他们就得对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制订了反对假冒伪劣的法律，但却警力不够，惩罚甚至比打耳光还轻。更糟的是，造假者造假技术高超到专家都难以分辨的地步。最近，一位毛皮专家用显微镜细细观照，才鉴别出了LOUIS VUITTON牌新款手袋（价值700美金）和香港KOK地区出售的售价仅为36美金的假手袋之间的真伪。印尼一个制作运动鞋的公司仿造耐克鞋，要比生产自己品牌的鞋子容易的多，同时还不用面对巨大的国际竞争。

海洛因般的暴利

　　根据“国际唱片工业协会”的数据，全世界出售的音像制品中每三个里就会有一个是假的。1992年，香港海关税务部首先开始打击盗版CD，造假集团就把工厂转移到马来西亚。一个非法光盘制造厂付给交易中间渠道的利润，就像海洛因交易，大约是每月100万美金，而这还减去了被抓住后要交付的罚金。一位姓邱的调查员说：“这就像每星期买奖券都中彩一样。”从德国或台湾进口设备大约花费500万美金，每月能生产近100万个CD光盘，其中包括音乐、电影、软件、游戏软件等任何买家想要的东西。这些假货通常在前三个月内就可以收回成本，此后就是滚滚的利润。每盘CD成本大约15美分，卖价则是每盘约5元钱。

　　这个行当要求非常高的保密性和忠诚心。在鲍波.尤尔遭伏击的磁盘生产厂，老板让工人住在同一个旅店，每天由卫兵护送，用大货车把他们送到工厂和住处。在工厂里，工人们受到摄影机的秘密监视，以防他们偷走空白磁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调查员说：“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打电话就会遭到毒打。”集装箱或货车会直接将磁盘运到世界各个市场。马来西亚正在通过新法律加紧控制非法磁盘的制造，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假货在街面市场出现。

中国总理忧心打假

　　拉蒙.邱在马来西亚鲍波.尤尔事件之后，加入平克顿侦探公司并搬到中国南部，为宝洁公司稽查。这位满脸皱纹的前香港警察有一次和密探在深圳搜查假冒香波，他们装成购物者在满是假冒飘柔和海飞丝的货摊前走动。“真不容易。”一位科罗公司的调查员说：当你说你是从南非来的，他们就开始盘问你：“香港到约翰内斯堡的航班多吗？”或者是：“黑人和白人的比例是多少？”，“你得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谎者。”

　　最后邱的密探找到了深圳的一个假冒产品的源头：郊区一个公寓里的一支夫妻队。邱通知政府授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技术监督局，说他准备袭击一个地下工厂，但不告诉他们准确地点。他记住了马来西亚走漏消息的事。

　　天下着大雨，邱在快车道口与监督局的人员汇合，把他们领进一座破旧的五层公寓楼。房门贴着一个财神，地下钻出香波和化学品混合的令人作呕的味道。

　　屋里的人显然是闻风而逃了。但邱还是很高兴，房子里工业用廉价香波桶和几千瓶假冒飘柔香波堆得很高，邱琢磨这个窝点每星期能轻易地搅拌出几千瓶香波。他拿着一个黄瓶子骂道：“这个牌子上星期才出来，他们已经仿造了。”管理人员把假冒品拉走，它们的下场是被销毁。

亚洲的很多商店里摆着仿名牌的商品。

　　近几个月里，中国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打击假冒伪劣行为。3月份，朱熔基总理对假冒伪劣的问题痛心疾首：“我非常气愤，我因此睡不好觉”。下面哪个官员都不愿意为总理睡不好觉负责任。邱说：“现在，执法的官员会打电话给我们说：拉蒙，你们有什么活需要我们帮忙？”

　　警方开展了更多的侦破工作。在去年10月到今年2月期间，大约4800万美金的外国名牌商品的假货被销毁，但对罪犯的惩处仍不够严厉。反对非法造假的人士希望处以违法者更高的罚金直至逮捕入狱的刑事处罚。

　　在整个亚洲，造假者总是走在法律前面。当CD造假者开始感到在马来西亚的生产太热时，他们就将工厂转移到印尼和菲律宾。在新的环境里他们不久就会找到有势力的朋友。一位调查者回忆说：“当我们在印尼刚刚侦破一个在稻田里建立的制造假磁盘的工厂后，警察就让我们出去。然后，一辆装满士兵的吉普开来，士兵们发疯似的开始射击。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工厂是受他们保护的。”

　　但对一个打假者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即使喜欢头发着火，也不能掉以轻心。回到香港，鲍波.尤尔指着书架上的那些塞满的假货说：“我们永远不能打赢这场仗，但至少，我们让他们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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