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朱健国“三八”巴金

　　看到网上转贴的朱健国抨击巴金的文章，不禁让人深切佩服知识分子们作批评秀的功力又有了新长进。

　　朱健国批巴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一、在《收获》和李小林搞家天下；二、作忏悔秀，是伪君子；三、否定文革前创作部分作品的违心。这几条“罪名”我以为都立不住，同时作者许多说法与感慨都欠考虑。

　　首先，巴金作《收获》主编，是不是搞家天下？

　　大家都知道，期刊主编一般是分两种。一种是问事的，一种是不问事的。后者每每以上级单位任命的为多，偶有名流出任，实际上也是顾问性质的。这种“主编”，一来可以让刊物借一下名气，多一些瞩目，二来可以在杂志遇到某些麻烦的同时，化解一下，维系住刊物。我觉得，近一二十年来的巴金，干的就是这么一份差事。所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二把手不是肖小林，也不是王小林，而是他亲女儿李小林，这样一来，朱健国就有可说道的了。

　　我很不喜欢近些年的《收获》。从编辑到作品，无有创意、无有胆识，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是当今文坛名作家名编辑们自我圈地的又一写照（比《收获》更厉害的还有一个《花城》）。这方面的问题，李小林作为实际上的主编，观念肯定有毛病，而且是大毛病。但这跟她那个病床上的老爹，恐怕多少是没大关系的。所以《收获》问题，与所谓“家天下”无关。它们注定会死在这上面。迁怒于巴今，而且扯出什么废除领导终身制的屁话，完全是上纲上线、文革思维。是欺负病人和老人，借说闲话废话扬腕儿起事。跟王朔骂鲁迅一样没过脑子。

　　关于作批评秀，朱健国最有利的论据是巴金与胡风的关系。但我倒觉得巴金对自己和胡风最后相见时那种微妙感觉的回忆是真实的。晚年两个人一度同在上海一城，巴金“因为惭愧”而终于没有面见胡风，我以为这种说法于情于理，也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忏悔写在纸上并不就比没有亲口说出而损失诚意。相反，我倒认为对许多中国文人而言，你让某人说与做都可以，你却千万不能指望他把私下说的或做的写出来，那比杀他们还难。巴金的忏悔，至少还让一些人有一种廉耻心的对照。朱健国罗列了一大批巴金不同时期的话或作品叙述，证明巴金这个人屡次忏悔、而后又屡次犯错、是“伪君子”。但看了他的罗列，我却得出了巴金是个实诚的软弱者的印象，反而对他在文革前后的作为和遭遇更多了一些立体的理解。作为一名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巴金的悲剧和可叹可感有很大程度源于他的软弱。但他毕竟是位了不起的实诚的老头。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已丧失了对当代读者的引领作用。但我想问一句，今天的那些巨腕——贾平凹、王朔、陈忠实、刘恒，有谁对自己的时代产生过巴金茅盾对他们的时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良性的影响？批评人要讲良心。朱健国一面“师出有名”，声称巴金不是圣人，一面又试图处处以圣人的标准来框架巴金的言行。

　　还有就是说：巴金曾否认自己文革前的作品有违心写作的成分。我认为若以建国后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感受而讲，巴金说的绝对是实话。而他们这辈子的集体悲剧之一也就在那时，自己并不违心地写下了那么多背离文学和人生本质的东西。至于全集中删去了某篇“敏感”文章，我想问朱健国：你会因为出版社不收你的某篇文章，而坚决拒绝人家给你出集子的好事吗？巴金的胆怯（如果真是因为胆怯）固然可悲，但只谴责胆怯者，而不去谴责训练和培养作家们胆怯的外部环境，你这个思想者是不是当得也太容易了？

　　作为一个已经属于过去时态的作家，巴金自有他自己的文学地位，其与同时代世界级大家相比，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既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那一批中国作家群体的欠缺。巴金当然值得作为个案分析批评。但借批评为由表演个性、讲三八话过瘾就没意思了。文/徐江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观点。
.刊用本网站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