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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明码标价 关于律师收费，中国80、90年代都有过相关的规定，一个案子少的几十，多的上百，也就够个打车钱。这显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严重脱离实际，更多的人采取协商收费。由于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很多居心叵测的律师借着协商收费的幌子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 针对律师收费不透明，最近上海出台了一项新规定，每个律师每小时的收费标准由律师事务所定下来，然后每年一次到当地物价部门去备案。客户上门时，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收费，不能漫天要价，也不能任意调低价格进行不正当竞争。 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副司长吴明得介绍说，律师收费的规定并非上海独有。实际上1999年司法部和国家纪委物价司已经达成一致，拟在全国搞一项关于律师收费的计划，但审批时遭遇搁浅。原因是中国地域广大，东西部省份之间、一个省份的不同地区之间都有很大差异，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搞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项目恐怕不符合实际。这一权力最终被下放到省里，由地方物价部门、律师主管部门和律协根据本省情况商定当地标准。 据悉，北京年内也将出台相关规定。 律师市场鱼龙混杂 目前的律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每个事务所的收费没有一定标准，因此每个律师、每个案子收费都不同。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接案子时，由所里给出一个大概的数目，但是具体收费是由每个律师自行掌握，和当事人协商并签定合同，然后把钱交到所里，所里按一定的比例分给律师。 天达的律师王宇把律师分为两种人：一种是靠个人能力安身立命的好律师，一种是没有把自己的责任尽到位、只把金钱当作人生坐标的坏律师。他认为限制收费无法区分这两种人，而分档按时收费的办法又背离了律师有偿服务的基本特点，因为有偿服务交换的是商品，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随行就市。 天达的合伙人之一陈雪对明码标价更是持反对态度：每个案子都有其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有的案子律师只花费了10小时,而另一个案子花费了100小时,成本大不一样。再者，像天达的客户各色人等皆有，价格一旦定死，它究竟适合于哪个阶层？ 陈雪现在压力很大。入关后，法律市场也是受冲击的对象，目前很多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已经设了办事处，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几百年的管理经验，要在中国市场坐镇一方。一个老外这样豪言壮语：“我宁可在中国3年赔1个亿，也要把市场拿下来。”在这个节骨眼上规定收费限制，陈雪觉得不合时宜。 90年代，国家把律师这个行业全面推向市场，律师中不乏混水摸鱼者，因此多多少少使人对律师行当产生误解。王宇认为，这其实和收费没有必然联系：“你限价100他是这态度，限价20他仍然是这态度，而单位的含金量小了，他会更大地追求他想要的，背后会滋生出更多黑暗的东西。” 有些律师抓住人们想打赢官司的心理漫天要价，筹码是官司包赢、重罪判轻、轻罪判无等，这实际是在误导当事人。律师收费和律师的资历、取证的难易、办案时间的长短有关，可是和审判的结果无关。审判结果是法官的事，律师不能保证案子一定能赢。 王宇希望人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司法环境的改善，如果司法环境能够作到真正的正义与公平的话，届时律师收费就不会成为问题，“当律师为当事人求得正义、公平、利益时，唯一的价值取向就是能力和本事，而不是和哪个法官熟，能请他吃顿饭，搞一些桌子底下的交易。到时，如果所有律师把精力放在专业上，这个行业的源头就很清净了。” 新方案招惹律师众怨 北京市司法局正在拟定《北京市律师收费暂行标准和管理办法》，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莫少平连同其他的十几个律师在今年7月4日参与了这项规定的讨论。管理办法与上海相近，大致分为计时、计件、协商三种明码标价形式。主要以计时为主，根据不同的类型划分不同的档次，最高的是以每小时2100-2300元人民币收费，由律师事务所给每个律师定价，每年到物价局备案一次，备案后的标准原则上不许变动。 在场的律师决大多数对这个方案持否定态度，多数人有着陈雪一样的怀疑：马上要加入WTO，这个时候匆忙出台一个收费标准是否合适？法律市场马上面临开放，届时会有和国外收费标准衔接的问题。律师们的意见集中在三点：1，出台时间不合时宜，待加入WTO之后，时机成熟一些再说。2，中国物价法规定：律师服务业既不是由国家指定价格，也不是由国家指导价格，律师收费应属第三类：随行就市即由市场定价。司法部和物价局联合发文给律师收费定规矩，实际上是变相地制定价格，这种以行政行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行为违反了物价法。3，各个地区的收费标准不同不便于管理，不如采取行业自律的方式：为防止不正当竞争，由全国的律师协会定一个最低价，收费价格还是以协商为主。 一些人甚至预言这个方案年内出不了台。过去的老方案虽然没有废除，但是没有人执行它，大家心照不宣地过惯了“民不举、官不纠”的逍遥日子。还有的律师更是反应强烈，“不要给自己找枷锁”、“对律师收费限制无异于对他生命力的限制”、“世界上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十几个亿美金，如果中国实行限制的话，恐怕1万年也达不到这个目标。” 百姓盼望透明收费
王小姐一年前和几个朋友出资办了个绿色产品商店，专营环保产品。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个合伙人骗取了她的钱财后反而诬告她盗窃并报了警。在拘留所呆了一个星期的她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决定用法律讨回尊严。王小姐到了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事务所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咨询每小时20元，她这个案子律师费是2000元，但是不包括劳务费。刚刚赔了钱、老公又下岗的王小姐犹豫了，这笔钱目前对她不是小数目，劳务费又是不明晰的，谁知道这个官司打下来要花多少成本？“明码标价自然好，我可以找合适又能负担得起的律师。” 保险公司的武小姐前年听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欠了人家3万块钱，就毫不犹豫地替朋友垫还上了。虽然她有借据在手，朋友也承认是欠她钱，但两年过去了，一点还钱意思没有。武小姐找了一位律师帮她打官司。律师很敬业，能力、人品都不错，武小姐非常满意。最让她感动的是，她多次咨询，律师都没有收费，只一次性收费2000元。虽然钱没有要回来，但武小姐一再强调不是律师而是法院的事。对即将出台的律师明码标价，武小姐快人快语：“明码标价当然好，可以杜绝很多腐败，但我觉得无论出台什么政策，关键看执行，真正执行起来才是给老百姓干事。” 年近不惑的演员蓝女士与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同事同居，渐渐发现这位小情人业务不精，挥霍无度，短短一年把蓝女士积蓄大半生的钱以各种理由花掉或据为己有，之后就移情别恋了。身心备受摧残的蓝女士要以诈骗罪控告他，朋友好心帮她找了一个“很有路子”的张律师。张律师是某个大企业的法律顾问，表示帮朋友忙分文不取，只收一些劳务费。对此，蓝女士充满感激。随后张律师就以各种借口：请法官吃饭啦、走人情啦等等张口要钱，还故意拖延时间以便得到更多的钱财，为了告花她钱的情人撞到会敛财的律师，蓝女士真是苦不堪言：“我盼着明码标价赶快实行，有了它心里才觉得踏实一些。” 律师收费还是得有个谱 政法大学教授杨荣新认为，明码标价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非正当交易，但是它最大的弊端是和市场经济不协调。再者，根据什么定的上限？“案件繁简程度不一样，标的不一样，有的上千万、上亿的，最多收多少？不好算。”；但是杨荣新又认为完全放开市场、一点不加限制也不是个办法，“多少要规范，也不排除协商，比如：定个标准，但可以协商，规定协商结果不能超过标准的1倍或者2倍。” 吴明得认为，律师的服务性质是法律中介，他的价格应由市场来调节、由社会来监督。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包括：律师、公证、监理等。 “完全的市场开放有两个条件：市场的成熟程度、中介的成熟程度，而中国这两点都不具备。” 吴明得得出结论，完全由市场调节目前在中国还不太现实。 虽然律师收费确实是市场行为，但吴明得认为在目前单纯地依靠市场优胜劣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能忘了中国处在转轨期间的特殊国情。过去屡次发现素质差的律师敲诈客户的现象，因此明码标价是对这一现象加以控制，当然不是限定所有的价格，“限制最多的是刑事案件，如：一审、二审、上诉都有一个上限价格规定；另外有一个协商收费，它是根据一个百分点，中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目前我国的律师事务所的规范管理、职业标准也不完善，比如：在关于避免律师职业利益冲突方面，北京律协已经通过了规章制度，而全国很多地方没有相关规定。如何处理好律师、法官、客户等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能有利益冲突，保证诚信、公正。国外对此有细致规定，美国、英国等要求极严格。对客户，律师事务所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如同一个律师不能够同时为两家有利益冲突的客户担任法律顾问。而我国很多律师事务所连这种起码的素质都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甚至同时担任原告、被告的法律顾问。吴明得认为律师收费走向完全市场化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规范管理上还没有和国际接轨，为什么单单在收费上和国际接轨？” 文/ 本刊记者 祖秀丽 |
张女士正在闹离婚，为了省事和不吃亏，她找了一位律师做代理。从起诉到判决，律师总共去了两次。最后婚没离成，张女士支付了1000元律师费。让她不明白的是这钱究竟是怎样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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