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家具”与“城市家具”
文/朱叶青

　　很久以来，不断有人撰文提出“乡村家具”的概念，对此，我认为“乡村家具”这个提法甚为不妥。“乡村家具”之为概念，其实是模糊的。

　　开宗明义地讲，“乡村家具”之为专有名词，模糊了古代家具的分类，盖我以为实在无须以“城乡差别”来作为区分古代家具的界限。但是既然有人提出古代“乡村家具”的存在，姑且随着他的推理，相应地提出古代“城市家具”的假设，这样会有助于本文的论述。那么，我们该如何来准确地区分“乡村家具”与“城市家具”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看古代的城乡差别，究竟有多大，是否委实能够大到在家具的形制上，全然不同的地步？我也从《收藏家》杂志看了那些被命名为“乡村的家具”，譬如以夹头榫案、罗汉床为例，它们完全是一付标准的古典式样，我为此对比了明·万历金陵继志斋陈氏版的《元明杂剧》的木刻版画，以及明代文征明等人画作，画里的案、床等物，与今人所谓的“乡村家具”竟然毫无二致。

　　我又注意到有些来自乡间的柏木、榉木、榆木的家具，其造像甚至与黄花梨家具一样，今人谓之“黄花梨工艺”，我想，乡间也可以有黄花梨工艺的家具，而城市里当然也可以有黄花梨工艺的家具。问题便症结在此：如何来区分城市与乡间的黄花梨工艺家具？ 　　金陵，乃明朝之陪都，所谓豪华的大城市，虽然有着与乡村家具概念完全相同的家具，但我们也不能这样说：金陵人使用的是“乡村家具”。我以为无论当时是否使用了“乡村家具”，即使确有这样的可能，或是金陵人确实使用了“乡村家具”，但并不能以此来论证什么，毕竟是无甚意义，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乡村家具”的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

　　另外，古代官员告老还乡，举家而动，肯定也有不少的家具从城市流传到了乡村。乡间的良匠外出闯荡世界，或许也为城市居民制作了不少的家具，我的疑问是，古代的城乡之间有着频繁的交往，即使在家具的形制上或有差异，但这差异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大到截然不同的地步？是否可以大到有一个明确的城乡界限？我知道近些年，有不少件的著名黄花梨家具也都是从乡村流落出来的，从这些家具自身，很难考据它们“城乡户口”、或是工农身世，因此，如何来将其定论为“乡村家具”呢？ 实在古代农业社会的城乡差异并无今人所假想的要大。换一个角度讲，我亦在旧家具厂肆见到有马槽出售，于是想到这些马槽，也未必就是“乡村家具”，因为在古代的城市里，那些作为交通工具的骡马也一定是要吃草的，所以，也就一定会有城市的马槽子存在，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就能找到“城市的马槽”，但是在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鉴别“城市的马槽”与“乡村的马槽”呢？或者说，如何来区分马槽的城乡差别呢？在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 我以为无妨简单一些，但凡是“古代家具”，则谓其“古代家具”即可矣。

我知道“乡村家具”的概念，早在五十年代，是由一位美国人提出来的，他专指那些与美国城市家具风格迥然不同的乡村家具。中国林业部在五十年代末的一份林业通讯里曾有记载，我手头上一时没有确切的期号记录，不过也无关紧要，毕竟此乡村家具非彼乡村家具。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社会一定是有城乡家具之别的，但不是一些文章所提出“乡村家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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