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布鲁斯·霍夫曼(兰德公司华盛顿市办公室主任)、克里斯廷·菲尔(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员)、尤金·格里顿(兰德公司国家防务研究项目技术政策中心负责人)等美国兰德公司的专家列出了他们认为被世人忽视的十大国际问题，它们分别是：

　　以色列正在建造的隔离墙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和平的曙光，总是被新一轮的血腥冲突所毁灭。现在，以色列试图借助建造一堵长达225英里、混凝土结构、铁丝网环绕、电子监控、两侧挖有深深壕沟的隔离墙，把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与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地区隔离开来。这堵隔离墙将在今年完工，并将从地理上和政治上彻底改变巴以冲突的未来。

　　2002年9月开始的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使以色列陷入无休止的自杀炸弹恐怖袭击之中，隔离墙作为以色列实施的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目的就是恢复它在这次起义之前所享受的相对平静和安全的生活状态。建造隔离墙的理由是它将坚不可摧，并为以色列人带来更多的安全；以色列的其他边界地区(指以色列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的边界地区)将得到很好的保护，将不会存在与恐怖分子从西岸地区渗入以色列一样的安全难题。例如，在建立隔离网之前，加沙地带一直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入以色列的主要出发地点；以色列于1994年在加沙地带建立隔离网之后，即使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以来，没有一个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手是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的。

　　民意调查显示，至少70%的以色列人支持与巴勒斯坦人的西岸地区实现物理隔离(即建造隔离墙)的政策。但是，住在隔离墙的巴勒斯坦人一边的20万以色列定居者反对建造这堵隔离墙，因为一旦这堵隔离墙建成后，以色列军队就不会再向他们提供与目前水平相同的保护措施。由于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没有多少以色列定居者愿意留在隔离墙之外；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会选择迁移到这堵隔离墙的以色列人一边。

　　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建造隔离墙的计划也非常不满。因为它不是遵照1967年战争之前的以色列与西岸地区的边界来建造的，而是伸入西岸地区，把许多以色列人强行建立的定居点都圈进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是在借助建造隔离墙来掠夺巴勒斯坦的土地。另外，这堵隔离墙将会进一步削弱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巴勒斯坦的经济。

　　这堵隔离墙也可能加深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愤怒和敌视，激起巴勒斯坦人用迫击炮和地对地导弹攻击以色列目标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哈马斯已经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过这样的攻击，它现在可能也会在西岸地区这样做。

　　俄罗斯的人口锐减

　　俄罗斯的人口正在日渐减少并走向老龄化。在1992，俄罗斯的人口为1.48亿，目前已经锐减为1.45亿。在过去10年里，俄罗斯净减少的人口数量多于其他任何人口处于净减少状态的国家。一些分析家预测，俄罗斯的人口在2050年左右将减少至1亿人之下。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高出生率，俄罗斯人口中15-24岁的年轻人的数量目前暂时处于增长状态；但是，在未来15年里，由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低出生率，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的数量将会减少1/2。人口的减少将极大地限制俄罗斯对付一系列棘手的安全挑战，如控制全球最长的边界和最广袤的土地、维持全球最大的核武库和遏制全球最严重的武器扩散问题的能力。这种人口变化对俄罗斯安全的影响，已经在俄罗斯军队、警察、边防部队和其他安全力量那里得到凸现：在未来数年里，俄罗斯可能无法招满它所需要的兵源。另外，还有比人口的减少更为严重的问题。俄罗斯军队和其他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门补充员额的最主要来源――俄罗斯青年人，目前受到健康方面的诸多难题，如嗜酒如命(一个长期的难题)、肺结核(一个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和HIV病毒/艾滋病(正在俄罗斯迅速蔓延)的困扰。在20世纪90年代，15-24岁的俄罗斯青年人的死亡率增长了近一倍；而目前几乎是美国同龄人的3倍。俄罗斯青年人的自杀率是美国同龄人的三倍多。一些符合服役条件的俄罗斯青年人通过行贿来逃脱兵役，这导致俄罗斯军队兵员的素质的进一步下降。

　　与许多青年人口也处于净减少状态的欧洲国家不同，俄罗斯无力向其军队和和其他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以弥补兵源上的不足，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和科研部门在过去10年里遭受了重创。而且，随着俄罗斯人口进入老龄化时代，与日俱增的养老金负担将会大量占用那些本来可以投入到安全领域的有限资源。虽然外来移民可能会部分弥补俄罗斯人口的锐减及其安全部门的兵源不足，但俄罗斯吸引移民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在1994年，俄罗斯吸引的移民数量为120多万人；而到了2002年，这一数字锐减为18.5万人。俄罗斯可以通过更多地招募女兵来弥补兵源的不足，但俄罗斯军队向来在许多方面歧视妇女，这种文化氛围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

　　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的分歧与冲突

　　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一贯推行世俗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目前却受到把印度的国家同一性等同于印度教的同一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威胁。由于印度的世俗化政治制度向该国的1.4亿穆斯林教徒提供了与印度教徒相同的权利，印度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把世俗化的政治制度视为印度教同一性所面临的一个威胁。因此，削弱甚至废除印度的世俗化政治制度已经成为这些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目标之一。这可能迫使印度的穆斯林教徒改变其对印度的效忠，转而效忠于某种形式的国际伊斯兰运动，就如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许多穆斯林教徒那样。对于拥有10亿人口、全球第七大核武库以及与其人口众多并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邻国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僵化的印度而言，印度教徒对宗教同一性的激进追求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印度政治中的一支主导性力量。迄今为止，印度教徒组建的印度人民党已经领导该国的联合政府长达5年之久。持有明确反穆斯林观点的众多激进印度教组织，已经对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议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这种政治现状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在2002年，一些穆斯林教徒焚烧了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辆满载印度教徒的火车，造成58名印度教徒死亡；这一事件引发印度教徒的报复行动，造成2000名穆斯林教徒死亡。一个负责处理这次血腥事件的印度法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处心积虑地设计了这次以穆斯林住处和商店为袭击目标的血腥事件。这个法庭甚至指控一个重要的团体――VHP，涉嫌招募和训练好战分子，并向他们提供电脑打印的可供袭击的人员名单及其地址。印度当地和国家的安全力量并没有对这次血腥事件采取充分的应对措施：古吉拉特邦的警察在最初根本没有干预，中央政府在事后才向古吉拉特邦派出军队以恢复秩序。虽然成千上万的激进印度教徒参与了这次血腥事件，但被逮捕的人却寥寥无几。最终，古吉拉特邦的这次血腥事件使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倍感他们被印度政府遗弃。

　　印度教和穆斯林激进主义对印度的国内安全构成了显而易见的严峻挑战。根据最近的有关报道，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一直在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激进团体策划针对VHP和其他印度教团体的袭击，以报复它们在古吉拉特邦对穆斯林的屠杀。而好战的印度教团体也一直发誓要在整个印度摧毁穆斯林的清真寺，并在这些清真寺的废墟上建造印度教寺庙。

　　艾滋病与非洲国家军队黯淡的未来

　　艾滋病对非洲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已经人皆共知。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大约2800万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或成为HIV病毒的携带者；一些国家的成人的HIV病毒感染率已经接近40%。在2001年，艾滋病在非洲南部地区夺走了超过90万人的生命，并且使300万儿童失去父(母)亲或成为孤儿。艾滋病对非洲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这最终得到全球的关注。在未来10年内，艾滋病对人类所构成的威胁将会在下述方面变得相当显而易见：艾滋病正在吞噬非洲一些国家的军队。“对抗HIV病毒和艾滋病的军民联盟”组织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部就发现它们的军队中HIV病毒感染率已经相当高。目前非洲各国军队中遭受艾滋病/HIV病毒的打击最大的包括津巴布韦(HIV病毒感染率达到50%)、安哥拉(HIV病毒感染率为40-60%)、坦桑尼亚(10-30%)、刚果(布)(10-25%)、科特迪瓦(10-20%)、刚果(金)共和国(40 -60 %)、厄立特里亚(10%)和尼日利亚(10-20%)在南非，艾滋病的肆虐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南非军队的一些部队的HIV病毒感染率竟然高达90%，而南非军队却是南部非洲地区最庞大、维和能力最强的军队。非洲一些国家的军队的HIV病毒感染率，如同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是同等数量的平民人口的感染率的2-5倍。

　　艾滋病将使许多非洲国家的军队的兵团化为乌有，将耗尽它们的国防预算，因为它们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资金来照顾那些感染艾滋病的士兵。艾滋病对非洲一些国家的军队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例如，在1999年，南部非洲地区的一些国家派出军队参加代号为“蓝色起重机”的维和军事演习，而这些部队中有超过30%的士兵根本无力参加演习，因为他们都感染了HIV病毒，身体过于虚弱。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的军队遭到艾滋病的重创，它们可能将无力维护其国家安全、领土统一和公共秩序。

　　德黑兰-新德里联盟

　　作为伊斯兰国家的伊朗，似乎无法成为以印度教为主体的印度的盟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已经结束了以往的对抗状态，并建立起亲密的双边关系，这不仅会对西南亚和中东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还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伊朗和印度的新型关系会影响到能源，地区和全球性反恐，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前景等许多重要议题。伊朗和印度结盟的后果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

　　在1979年的伊斯兰变革发生之前，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曾经使印度相当烦恼。印度当时正在倡导不结盟运动。当然，在1979年的伊斯兰变革之后，印度的这些担心消失了。但在不久之后，印度又开始对伊朗支持克什米尔分离分子及其向其他波斯湾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行为感到担忧。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伊朗和印度发现它们在制衡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对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在亚洲打击毒品走私和开发双边互惠的能源合作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最近，新德里和德黑兰在阿富汗重建和维持巴基斯坦的正常运转等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立场。印度和伊朗也认识到，双边的亲密关系符合各自的重要需求：对伊朗而言，印度是获取技术、工业产品和资金的源泉；对印度而言，伊朗能够为它提供大量的能源，并充当印度进入中亚地区(印度希望在该地区寻找新的市场)的入口，以及印度对抗巴基斯坦的军事盟国。在国内政治领域，印度也有与伊朗提升双边的强大动因。

　　在今年1月份，当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作为印度所邀请的的共和国日阅兵仪式的主要客人(只有印度最亲密的盟国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访问新德里时，印度和伊朗的双边关系取得了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进展。在这次访问期间，哈塔米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签署了一项强化双边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议，这项协议也为两国开展防务合作提供了一个框架。印度和伊朗的新型关系在今年3月份变得具体化：印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海军联合演习。与此同时，伊朗寻求从已经拥有制造一系列俄罗斯武器的能力的印度购买军事装备及其零部件；而印度把伊朗视为一个主要的武器销售国。

　　反卫星武器

　　在今后5年内，不仅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巴基斯坦和北朝鲜甚至伊朗都可能掌握对卫星实施核打击的技术。从纯技术的角度讲，一个国家发动这类攻击将比对一个远距离的城市进行核打击要容易得多，它只要拥有初等核能力和基本的导弹技术就足够了。随着卫星的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对卫星进行攻击所造成的潜在破坏也会日益巨大。

　　反卫星攻击能够以各种手段加以实施，但(为摧毁卫星而实施的)高空核爆炸将会带来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力。高空核爆炸将摧毁靠近爆炸中心的所有卫星；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使范艾伦辐射带(Van Allen radiation belts)扩大和强化其势力范围，进而遮蔽环绕地球的高能量粒子。在高空核爆炸之后，穿越这一区域的卫星，包括数百个低轨道运行的通信、气象、成像和科研卫星，以及国际太空站和“哈勃”太空望远镜，都将遭受高强度辐射的干扰，而民用和商业卫星都没有配备防止高强度辐射的装置。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无力防止核打击，但这些卫星在较高的轨道使运行，因此不会受到上述的高强度辐射的干扰。这些高强度辐射将会逐渐破坏卫星的太阳能面板和电子系统，在高空核爆炸之后的数月甚至数周内，在受到核爆炸影响的区域内运行的所有卫星都会丧失正常运转能力。

　　反卫星的核打击将对拥有250多颗卫星、对太空系统的依赖程度高于任何其他攻击的美国造成最严重的损失。这类攻击将严重破坏美国和全球经济，因为替换那些被摧毁的卫星将需要数百亿美元，即使不把那些卫星所提供的服务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这类攻击也将对美国军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美军严重依赖于民用和商业卫星来提供通信和气象等信息。

　　国防工业大鳄

　　最近数十年里，美国的许多国防工业制造商纷纷合并或被目前主宰国防工业的少数几个大型公司吞并。相关公司起初选择合并是为了联合起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新技术和武器系统；但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减少了国防采购并鼓励国防工业公司进行合并或吞并以节省美军的采购成本的背景下，这一趋势得到了显著强化。五角大楼目前只与为数不多的几个军火公司打交道，以研发新的武器系统。国防工业的整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致于美国军队发现其正在逐渐丧失原有的广泛的技术优势。

　　几乎所有类型的国防装备，包括海上舰艇、装甲车辆和直升机，都受到国防工业整合的威胁。但战术飞机系统所受到的威胁最为显著：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至少有11家公司拥有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设计军用飞机的工程技术和经验。在这10年里，40多种不同的飞机机型进行了试飞测试――每个公司平均提供了近4种机型。各个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为美军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整个美国国防工业也获得了丰富的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的经验。而在目前，仅有3家美国公司――波音、马丁·洛克希德和Northrop Grumman能够在载人军用飞机方面提供设计方案，它们只能每隔10年左右才有一次竞争大额的军事订单的机会。美军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依赖于一家公司――马丁·洛克希德(一家吞并了超过12个主要的航空公司的国防工业大鳄)――来设计其新的F-22和F-35战术战斗机。如果F-22或F-35飞机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如同F-22或F-35这样高难度高要求的项目一般都会遇到挑战)，五角大楼几乎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航空母舰的短缺

　　正如最近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航空母舰来实现其军事和外交目标。航空母舰所具有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能够迅速地把大规模的空军力量运送到远距离战区并向其提供支援；向敌人发动迅猛而密集的火力打击以取得战术优势；在同一时刻支援多项使命，每天出动许多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或侦察；在公海迅速部署待命。但美国目前没有扩大其航母舰队的任何计划，它目前拥有12支航母舰队，其中4支是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服役的。即使美国政府决定在未来增加3支航母舰队，它们也只有在10多年后才能够进入现役。

　　美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多的航母舰队，英国拥有3支，巴西、法国、印度、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和泰国各有1支。但仅仅考虑航母舰队的数量可能会带来误导性结论，因为一艘航母的实际服役期还占不到其全部寿命的1/3；船员训练、航母保养和定期检修占其全部寿命的2/3以上。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爆发时，美国的12支航母舰队中只有8支能够被部署(其余4支在进行定期检修)；其中5支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剩下3支在全球其他地区待命。即使保持这8支航母舰队的可部署状态，也需要推迟它们的保养与船员轮换计划。如果北朝鲜的核危机升级并演变为战争，或者以色列、台湾或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支援，或者美国自己需要在印度洋或东南亚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就会面临航母舰队短缺的困难。

　　美国能否负担得起15支航母舰队？费用将相当庞大：每艘航母仅建造费就达到60亿美元，它的正常运转和支援舰只每年要耗费数千万美元。但考虑一下美国在未来数年和数十年里可能面临的国际军事与安全挑战，12支航母舰队对于美国来说确实是不够用的。

　　印度河水之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很有可能会卷入一场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许多年来一直努力以合作代替战争，但如果它们无法达成最终协议，它们就会在印度河的水资源分配上发生新的冲突。

　　印度河发源于中国西藏的冈底斯山西部，流经中国、印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部分，然后折向南方流入巴基斯坦。印巴的印度河水分配之争自1947年印巴分治之时就埋下伏笔：巴基斯坦获得了西旁遮普地区，该地区使用众多的运河引入印度河水进行灌溉。印巴分治时，居住于穆斯林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锡克族和印度族农民逃到印度控制的东旁遮普地区，该地区相对干旱，并且运河很少；为了解决这些农民对水资源的需求，印度在1950年开始挖掘一条运河引水，这自然减少了流入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水的流量。在世界银行和美国的斡旋下，印巴最终在1960年签订了《印度河水条约》，它规定印度控制印度河流域的东部支流和干流的水资源，其余的水流入巴基斯坦。印巴当时对这一条约都很满意，但它目前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印度河蓄水层正在不断消失，水位正在不断下降，河水遭受严重污染，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也导致了印度河两岸土地的盐碱化。然而，印巴不但仍然依靠印度河水为他们的民众提供灌溉用水和饮用水，而且需要依靠印度河水来获得水电。

　　印度议会在2001年12月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印度公开谈及废除《印度河水条约》的可能性，把它作为对巴基斯坦实施的恐吓战略的组成部分。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决定切断印度河的一条主要支流的水源以威胁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认为印度实际上已经从2001年12月起拒绝执行《印度河水条约》的规定，因为负责该条约的印度委员会终止了与其巴基斯坦同行的一切联系，并取消了原定的巴基斯坦工程师对印度所属的印度河的访问。

　　如果印巴围绕印度河水分配和《印度河水条约》的争端继续发展下去，这一争端有可能成为双方爆发战争的导火索。

　　巷战(都市战争)

　　美国的敌人在未来不会与美军在地形开阔的区域对抗，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他们的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部队成为牺牲品。全球的人口正在向越来越大的城市聚居，在这些以密集的平民、复杂的室内空间、众多建筑物之间的狭窄通道和地下的密如蛛网的下水道为特征的都市环境中寻找并歼灭敌人，将会非常困难。当然，巷战(都市战争)并非新生事物；它常常成为一场战争或冲突的转折点。巷战总是极具挑战性并会使交战双方付出沉重代价。然而，我们在未来肯定会目睹更多的巷战的发生。

　　防务规划者们正在关注巷战的挑战，研发新技术、系统和概念以便使都市战场变得最大限度地透明化。新型武器的一个实例是6英寸宽的微型空中飞行器，它们由手控装置来加以控制，可以被一个士兵背在背包里，向士兵们提供有关战场的即时图像信息。研究者们也正在开发廉价的微型机器人侦察器，它们在未来能够携带视觉的、听觉的、化学的或其它传感器在众多的建筑物之间穿行。

　　另一种可能性是开发“智能微尘”――一种微小的、廉价的、电动的能够散播到敌人区域以收集有关声音、热量、磁场等数据的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使用激光、微型透镜和其它手段向一个手控装置提供信息，以便使士兵能够向上级汇报或控制战场。人们还在考虑开发一种携带上述传感器的机器人昆虫，以便飞入敌人阵地，从敌方的室内和室外收集所需信息。研究人员也正在寻找使用活的昆虫来收集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有关信息，以便对这类威胁进行预警的可能性。例如，蜜蜂的身体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在广泛的区域内收集空中的细菌孢子，在它们飞回蜂房后，人们就可以通过对蜜蜂的身体表面的危险性孢子的密度的测试，来判定某一区域是否存在生物或化学武器。这些武器系统的研发可能需要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取得成功，但它们当中的许多已经显示出实用性。

　　编译/辛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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