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多少人会想到美国是一个滥杀成灾的国度，然而事实却正好就是这样。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近些年来，美国每年发生的凶杀案都约达20000件、起。无疑，这是一个大数字。不过就是这个数目，也是极不可靠、有“夸小”嫌疑的，因为它只包括已经证实是凶杀的案例，至于其他没有证实的，诸如“失足或跳楼”或者“显系自杀”之类，并不在其中。早在1953年，一位名叫威廉·凯勒的医生和纽约市警察局一位副督察长保尔·斯顿合著了《凶杀的侦破》一书，其中就说：在美国，凶杀证实率只占全部未查明的突然死亡率的1/300。

　　如果说谋杀在美国已经是不足为奇，那么，政治谋杀，则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谋杀，不仅指发生于美国国内的谋杀活动，而且包含了美国在国外所搞的那些阴谋暴行。

　　政治家：最危险的事业

　　顾名思义，政治谋杀当然与政治有关，是由政治原因引发的谋杀行为。

　　也许因为美国是一个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也许因为美国太“国际化”的缘故，发生于美国的政治谋杀或被怀疑是政治谋杀的案件，长久以来一直吸引了世人的眼球。1865年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1963年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被杀，已成为世人聚讼纷纭、经久不息的话题，这两起著名的政治谋杀事件，已构成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心灵史的重要部分。而在美国历史上，死于枪下的总统并不止于林肯和肯尼迪，1881年第20任总统詹姆斯·迦菲尔德、1901年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同样消殒于突来的枪弹。与此同时，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等，在他们担任总统期间，也都有过遭遇谋杀而大难不死的经历。由于政治谋杀的对象多为政界要人，人们不能不感叹：在美国，做政治家是最危险的事业！

　　有人做过统计，自美国建国以来，针对政治要人的谋杀，择其要者便有16次之多。而最早被怀疑是政治谋杀的事件，则是享有盛誉的“刘易斯――克拉克远征军”的首领梅里韦瑟·刘易斯，在1809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期间于一家客栈中的意外死亡。这位美利坚民族缔造者之一、“民主之父”托马斯·杰弗逊的秘友和私人秘书，当时正赶往华盛顿，准备为政敌指控他在领土问题上的处理失当进行辩解，但却没想到永远地把生命遗失在了他在路边所投宿的旅馆中。店主约翰·格里纳夫妇在当夜听到了刘易斯所居住的房间里曾传出模模糊糊的谈话声，并在黎明时分听到了一声枪响。自杀？还是他杀？这一案件至今还是一个谜。一个流传很广的推测是，很可能这位州长的政敌害怕他控告他们的贪污和诬陷，因此乘他去华盛顿之际秘密将他在路上谋杀，以便掠取他的账本，消灭罪证。

　　最早一起针对总统的枪杀案件发生在1835年，当时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刚从国会大厦里出来，一位名叫理查德·劳伦斯的失业油漆工人，从藏匿的大柱后面出来突然向杰克逊连开两枪，但都没有击中。后来劳伦斯被认定精神失常，关到了一家精神病院中，他的谋杀案件也在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笔下，成为经典的精神病伤人案例。但杰克逊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始终认为这是一起辉格党人的政治阴谋，是对他的蓄意伤害。

　　在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安德鲁·杰克逊之后，政治行刺事件在美国层出不穷。仅在杰克逊任期内，就有13名担任政治公职的人遭到枪击，其中12人死亡。在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两任任期(1869-1877)内，则有20人遭到谋杀，11人死亡。遇刺而幸免一死的就更多了，加上其他政治人物，就以20世纪的近百年时间来计，便有以下十余起：

　　1910年，纽约市长威廉·茄诺被一心怀不满的市政府官员开枪打伤，后来康复。

　　1912年，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密尔沃基被一精神错乱者用手枪击中，幸亏他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一本厚达50页的折叠起来的发言稿和眼镜匣，枪弹冲力减弱，没有致命。

　　1933年，新当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被刺，但子弹没有击中他，却误杀了他身边的芝加哥市长安东·契尔马克。

　　1935年，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在州参议院被刺殒命，凶手当即被他的保镖击毙。

　　1950年，两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企图袭击临时总统的布莱亚国宾馆(在正在修缮的白宫对面)，向杜鲁门总统行刺，他们击毙了一名警卫后，一人被当场击毙，一名受伤。

　　1963年，肯尼迪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被刺殒命，凶手在押时被一名酒店老板击毙。

　　1965年，黑人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向他的美籍非裔团结组织发言时，遭到三个凶手的谋杀。

　　1968年，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在田纳西州孟菲斯被枪杀。

　　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参加总统竞选并初战告捷时，在洛杉矶竞选总部被刺殒命。

　　1972年，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芝莱尔被刺受伤，终身瘫痪。

　　1975年，福特总统在加利福利亚州萨克拉门托险遭谋杀。

　　1975年，一名女子在旧金山试图行刺福特总统，开枪时被一参观者阻拦。

　　1981年，里根总统在华盛顿，遭到一个25岁的青年枪击，连发六枪，里根左肺受伤，他的新闻秘书和特工、警察各一名受重伤。

　　政治谋杀的多“源”化

　　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每年都有两个重要节日是和两位著名政治领袖的被谋杀紧密相关的：林肯出生的那一天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个纪念日，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则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林肯、马丁·路德·金以及其他连在一起足以串成一大圈的美国政治家的遭遇，绝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自成因果的案例，在它们的背后，站立着的乃是一个新生民族的历史和灵魂。

　　在美利坚民族的成长中，下面的这些冲突和矛盾，曾一度或者长期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些历历可数的政治谋杀案件，也大都与它们有关。

　　阶级对立。当人们回首美利坚民族的成长史时，越来越多的研究业已证明：所有关于美国建国的神话，只不过是神话，自由、平等、民主等信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仅是上等白人的特权，而与一般民众尤其是有色人种无关。18、19世纪的美国并不公平，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美国社会也经历过财富向大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团集中的过程，社会的贫富严重分化，不仅导致了南北战争，也导致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工人、农民、城市无产者等弱势群体，掀起了激烈而持久的反对垄断和剥削的阶级斗争。1901年麦金利总统的被杀，即与当时美国社会高度紧张的阶级对立密切相关，行刺者利昂·乔尔戈斯在被执行死刑时十分平静，他一再申明了他这样做的缘由：“我杀死总统是因为他是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敌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痛心和后悔。”

　　利益集团矛盾。这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原先利益与价值观念相对均一的社会群体，开始变得价值分殊、利益多元化。但不是所有的时候利益集团间都能和平共处，当共处不能建立时，诉诸暴力便自然而然。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利坚民族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免俗，美国建国以来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如同20世纪50年代末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感叹的那样，一个新的利益团体--军工联合体已在美国形成，并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对美国政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肯尼迪遇刺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古巴、越南问题上的政策，侵犯了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后者因此伙同其它对肯尼迪心伙不满的人和组织，联手导演了对总统的谋杀。

　　宗教不相容。美国是一个宗教化的国度，当年大批欧洲人移民北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宗教自由。但移居到北美的欧洲人后代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欧洲祖先在宗教上的争端，美利坚民族自其建国起，就面对了多种宗教相互斗争的局面。最为激烈的当属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这两者的信众在美国分别列居第一和第二位，由于教规教义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不和始终没有解决。突出如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占美国人品大多数的基督教新教徒们的反天主教偏见。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虽然其时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难题，但他拉拢美国犹太人的做法却又得罪了美国内外的穆斯林信众，其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的遇刺，动手者即为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信仰者。

　　党派争斗。今天的美国基本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分天下，但这并不能包容美国的历史，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在200多年的历程中，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曾“多党并存”，各种党派之间也曾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最早的党派众所周知，是独立战争后形成的联邦主义者和民主共和党人，前者以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伊等人为代表，后者由杰弗逊、麦迪逊等人领军，但早期的民主共和党与后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无血缘关系。这两大党派后来都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在19世纪上半叶，辉格党、民主党、自由土地党、共和党等等都共聚于北美一地，甚至还出现过一个以反对罗马天主教和外国移民为主要目标的神秘团体，因他们回答别人询问的口头禅是“我一无所知”而被称为“一无所知党”。而在20世纪，美洲党、社会党、共产党、农工劳动党、禁酒党都曾现身于美利坚民族的生命历程。这些党派为利益为权力也经常势不两立，杰克逊的被刺据说就与辉格党人与他的过节有关。

　　黑社会组织介入政治权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黑社会组织，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黑社会组织都会与现实政治扯上这样那样的联系，在这点上，美国社会也不例外。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三K党、意大利来的黑手党、犹太人的秘密帮会、还有黑人暴力帮派，这些黑社会组织都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它们相互斗争，又与“白道”相通一气，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在肯尼迪兄弟谋杀案的背后，人们就感受到了黑手党的阴影。

　　三K党赢得10%的“好感”

　　但上面这些因素都还比不上族群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所谓“大熔炉”一方面是在描绘美利坚民族的“合众为一”、不同族群的相对和谐，同时又暗示了美利坚民族在内部构成上的多元性。然而，由多种族群合为一体的美利坚国度，从其建国起始，其实无时就不处于不同族群的对立与冲突中，这种冲突直到今天还依然激烈。200余年前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所建立起来的新生北美国家，本身就是建筑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基础上，正如近年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新生的国家其实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国度”，它所维护的只不过是大资本家、大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其他阶层和族群一直居高而视。美国革命的国父们家中大都有黑人奴隶，就是后来南北战争时的林肯，在南北战争发生前也并没有想到要解放黑奴。有色人种与“高等白人”之间的权利斗争，一直贯穿于美国的历史中。19世纪上半叶里，美国城市骚乱和暴力长时间屡禁不绝，而较大规模的黑奴起义，仅在19世纪就有四五次之多，典型的如1800年里士满的加伯利埃尔·普罗塞起义、1822年查理斯敦的丹麦·维赛起义和1831年纳特·透彻在弗吉尼亚州南汉普敦县发动的起义。

　　由于有色人种的权利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美国内战之后，黑人的反抗虽然更多采用消极抗议的形式，但始终没有停息。仅1900至1949年间，美国各地就发生33起较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曾被卷入。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反战运动的带动和黑人权利意识的觉醒，黑人民权运动更是气势磅礴，不可遏止。这也才有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

　　美国内战结束以来，白人种族主义的最常见组织形式就是三K党。三K党(Ku-Klux-Klan)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宗旨就是不择手段地维护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阻止黑人或其他种族获得平等权利。三K党作为一个恐怖幽灵，已在美国历史上徘徊了130多年，极盛时期，其成员达500万之众。大致来说，三K党的活动可划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内战结束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惯常采用暴力和威力的方式，强迫获得自由的黑人重新接受白人的高压统治；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三K党不仅展开对其他有色人种的胁迫，还对作为自己人的撒克逊-盎格鲁新教徒中同情有色人种的人予以打击；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三K党与黑人民权运动针锋相对，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坚持种族歧视。在马丁·路德·金被杀之后，三K党的活动一度有过收敛，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种族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又在美国各地死灰复燃，而且其组织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三K党在其党魁“我们要武装起来”的号召下，在许多城镇建立秘密军事训练基地，通过非法经营筹措大量经费购买武器，强化训练党徒，其势力甚至渗透进入军队，并接二连三在公众场合制造了数百起暴力流血事件。

　　进入21世纪，如三K党这样的种族主义组织，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消亡，相反，新近的民意调查还表明，今天，三K党在美国竟然还在赢得10%以上美国人的“好感”，这已经明显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比例。由于和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K党这个老牌凶魔，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中，至今仍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这个组织的根基。三K党的存在及其日益猖獗的活动，也为我们管窥当下的美国政治特别是族群矛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政治谋杀发生的酵母

　　1865年约翰·威尔克斯·蒲斯突然举枪对准正在剧院中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1963年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将子弹射向正在达拉斯街道上巡视的约翰·肯尼迪、1968年詹姆斯·厄尔·雷用杀人武器死死瞄住正在旅馆阳台上的马丁·路德·金，这些谋杀者在致万人景仰的国家巨人于死地的那一刻，他们都并没有感觉到胆怯，相反却似乎还理直气壮。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伸张正义”。

　　谋杀，不一定是在有明知丑恶的情况下实施的，杀人者自会有杀人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在他们眼中甚至还会充满了正当性，是代表了真理、进步和理想、信念。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也是谋杀发生的一个重要精神心理前提，不过，值得提出来的是，因信仰而实施政治谋杀，在以新教为主的美利坚国度，实际上有着更自然深厚的思想基础。

　　大概应该这样来说，从外在的政治意识看，美利坚民族并不天然倾向于认可政治谋杀，像任何正常的民族一样，他们也会痛恶反动的谋杀活动。但与此同时，在由浓重的宗教信仰所建筑起来的美利坚民族的精神状态，及由这种精神状态所培植的政治文化中，事实上又暗藏了政治谋杀发生的酵母。

　　就像自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后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发现的那样，深受新教影响的美利坚民族，实际上在其精神状态上，向久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这导致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表现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义，就是邪恶；光明与正义，和黑暗与邪恶势不两立，正义者的使命就是不断与邪恶作斗争，直到“消灭所有邪恶”。

　　美国人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让我们来看看日本和田大学教授岸田秀对美利坚民族这一独特政治心理的研究。这位教授曾在去年的日本《追求》杂志上，发表题为《“绝对正义”的荒谬》的文章，指出在美国的历史中，由于曾经有过“通过暴力建国”——即一边屠杀印第安人一边建国的精神创伤，美国人实际上集体无意识地患有“正义病”，这种“强迫性人格障碍”使美国人容易把世界想象成“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并通过不断制造敌人、“将敌人赶尽杀绝”的重复体验，来缓解自身的精神紧张。而且，“麻烦的地方就在于，美国不是将‘与邪恶做斗争的正义’作为对外的招牌，而是真心实意地相信。”

　　一个民族是如何建国的，一个民族就可能如何信仰。岸田秀先生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从其历史源流来看，都与移民北美的白人杀戮印第安人密切关联，也正是部分地在对不信仰“上帝”的印第安人的非人想象和屠杀中，美利坚民族才一步步确定起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归属，建立起来了对于自身历史的神话叙述。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潮汐地带与印第安人第一次发生战斗起始，一直到1890年在南达科他的伤膝地带进行最后一场大屠杀为迄，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贯穿了300余年之久，它业已构成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惨绝人寰的一场大杀戮。美利坚民族心灵是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中塑造的，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理查德·马克斯威尔·布朗教授总结说：“可能没有别的因素比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美国人的性格形成上产生更加残暴化的影响了！”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与美利坚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信仰上帝的人是文明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是野蛮的，野蛮人不是人，因此，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就等同于宰杀野兽，就不需要为此背上任何道德负担。将这一心理机制再往前推进，如果一个民族认定自身的杀人经历乃至其它任何选择都是正当的，那么，当这种经历绝对化，并不断重新体验便绝对必要。这种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尤其表现在了美国的海外谋杀活动中，在冷战期间，它曾经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以为非。这一点上，它与美国动辄发动对外战争其实遵循了同样的道理。只要认为敌人是邪恶的，那么，与之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置对方于死地，都是“正义的”。政治谋杀因此如美国所发动的对外战争一样，经常染上道义色彩，不过与战争不同，后者为明，前者为暗。

　　一个有极端信仰传统的民族必定会有其行为上的体现，在政治谋杀的背后，正是汹涌着美利坚民族的暴力传统。认可、甚至崇拜暴力，这也是美国国内政治谋杀不断、在海外也热衷于“暗枪杀人”的的重要滋长源。

　　禁枪法案被打了一个“巨大的枪眼”

　　政治谋杀需要有犯罪性团伙的组织支持，而其直接实施，则离不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对现代世界来说，最便捷的工具则是枪支。作为事实和例证，美国的那些政治谋杀，通常都是枪杀。

　　有人形象地说，美国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度。据美国司法部估计，美国社会拥有2.35亿支枪，在美国2.8亿人口中分摊，几乎是“人手一支”。这么高的枪支拥有率，与美国社会谋杀案特别是政治谋杀案的居高不下，有没有必然联系呢？早就有思想家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英国哲人罗素曾断言：人类的任何发明，只要被人所掌握，那么都会无所不用其极，在把其益处发挥到极限的同时，也会把其害处运用到至高点。枪支作为一种暴力武器，一方面，可以用来自卫，包括保家卫国，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寻仇消恨，一枪在手，因此也为犯罪提供了莫大便利。现实的场景正是如此，1972年以来，美国每年死于枪支造成的他杀、意外伤害和自杀的人数超过3万，在发达国家中高居首位。

　　既然暴力武器的存在，是犯罪和谋杀产生的一个根源，那么，消除和控制枪支在社会的流通与使用，不就可以减少犯罪、更大程度地保证国民的人身安全了吗！很多美国人都想到了禁枪，也一次次提出过有关动议，但反对归反对，枪支并没有在美国社会绝迹，而且还有越传越多的趋势。这种吊诡，当然也与美国政治文化有关，让不让公民拥有枪支，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实，背后也反映了美国人的政治文化理念。

　　在坚决反对禁枪的拥枪派看来，禁止公民拥有枪支和对其实施严格管制，乃是在动摇“国本”，公民的拥枪权并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它实际上是一个符号，象征了美国建国史和建国神话，是对美利坚民族生命由来的一个时刻提醒。美国独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平民百姓拿起枪支反抗英国殖民暴政的人民战争，美国国父们因此意识到民兵对确保一个自由国度的必要性，这一点体现在宪法中，就是1796年美国宪法第一批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明文规定：“人民有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拥有和携带枪支，构成了美利坚公民自由权利的至关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不断有法律专家指出，美国宪法中对公民拥枪权的规定，恰恰是美国频发枪杀案的根源，但因为宪法在美国社会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禁枪，在美国社会就一直难以找到充分的法理依据，即便每天都有人饮恨于枪弹之下，但要公民放弃拥枪权，却比登天还要难。早在1968年，在自己的两位兄长--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有望于1969年问鼎总统宝座的罗伯特·肯尼迪，先后于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后，时任参议员的爱德华·肯尼迪就曾利用自己的司法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坚持不懈地力主制定枪支管制法案，然而，由于枪支制造商的院外活动集团气势盛大，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近些年来，由于频繁发生校园枪杀案，2000年5月14日母亲节那天，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的大草坪上，全美国“百万母亲”曾举行大游行，旗帜鲜明地要求加强枪支管制，减少枪支暴力；而在去年的华盛顿连环枪击案发生后，人们再次认识到，枪支泛滥实际上已经到了严重威胁美国人生命安全、再也不能继续容忍的地步。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已卸任的前总统克林顿，在他任职期间，也曾大力推行枪枝管制。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就提出全面加强枪支管制的《布雷迪法案》，但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这一法案在提交讨论和表决时，被打了一个“巨大的枪眼”。

　　枪支管制法案难以通过，与作为历史的政治有关，也与作为现实的政治有关。与枪支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禁枪的另一大障碍。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其一是众多的枪支制造商和经销商，禁枪直接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另一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该会在130年前成立时，其宗旨仅是促进步枪爱好者之间的切磋交流，相互提高射击技艺，如今这个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360万之众会员，并在国会参众两院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利益集团。该协会拥有雄厚的资金，长期以来一直以共和党为支持对象，仅在1998年的国会选举中，捐给共和党议员的竞选资金就高达840万美元。而把持该协会的，则是实力惊人的枪支生产商和经销商，即使是在枪支遭到全美人民最痛恨的时候，与美国枪支制造商有关的院外活动集团，都会想尽办法并有能力阻挠国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在法定权利、利益集团和党派之争等诸因素的交织作用下，美国要彻底消除“全民皆兵”的状况，在未来一些年份仍不太可能。有枪，就会有有意无意的“走火”，枪支泛滥与美国式的政治信念及各种谋杀案之间，必然还会上演新的戏剧。

　　文/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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