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听说过中央情报局(CIA)大名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了。在1947年刚刚成立时，它的前身----中央情报组，只是一个处处受制于美国军方的情报单位，然而，一旦换了召牌，并且有美国国会《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中有关情报工作的条款作出确认，CIA就不再是原先的那只“小母鸡”了，它摇身一变成了直接听命于美国总统、可以自由飞翔的“金凤凰”。从1947年至今，CIA的历史并不长，然而，由于它行踪的诡谲，对美国内外事务参与的深入广泛，在世人的感觉中，这个星球处处都留下了它的暗影。人们热衷于窥视这些暗影，所有关于CIA的是是非非，都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CIA所参与或导演的那些政治谋杀和国外颠覆，当然更在那些话题之列。

　　“第四十号计划”

　　在CIA所实施的那些行动里，围绕暗杀卡斯特罗所展开的计划与活动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坊间交口相传，演变出多种版本，人们无从判断究竟哪一个才更接近于事实。

　　早期对于CIA针对卡斯特罗暗杀行动计划的披露，可见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旧金山《堡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维茨所著的《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一书，该书出版于1965年。据书中所述，在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上台后，美国政府曾秘谋颠覆古巴新政权。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CIA负责了几乎全部的组织实施工作，而此一行动，被CIA命名为“第四十号计划”，不言而喻，它是绝密的。

　　“第四十号计划”有两项重要任务。其一就是组织对古巴的入侵，并打算成立一个文职-军人政府，入侵行动一旦成功，它就接管古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其二则是策划暗杀那些妨碍他们行动的政治领袖，“据报这个计划包括一批精心挑选的职业杀手队伍，这些人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可能反对回到过去美好日子的顽固分子。在混乱的战斗里，这样的屠杀不会引人注目，并可以把这些受害者说成是共产党人。”

　　“第四十号计划”显然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的1960年3月17日，他就曾经做出过决定，准备入侵古巴。这个决定包含两个部分：在政治上，指令CIA集合海外的古巴流亡分子，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针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政治反对派；在军事上，则要求CIA在危地马拉设立训练营，建立起一支能够对古巴新政权开展游击战的古巴人队伍。当时的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都是这项计划的积极谋划者和鼓动者，在他们的设计下，整个行动分在四个阶段：一、暗杀古巴领导人；二、对古巴老百姓进行宣传战；三、用CIA训练和武装的古巴流亡“革命”队伍入侵古巴；四、想方设法煽动古巴的内部叛乱。该计划的重中之重，就是在入侵之前，先要除掉卡斯特罗。为此，CIA绞尽脑汁，曾制定了无数种谋杀卡斯特罗的方案，这些方案今天听来还让人毛骨悚然。比如，CIA技术科曾制造了一种注入了能够诱发精神病药物的雪茄，设想在卡斯特罗发表演说前让他抽上一支；再比如，发明了一种叫麦角酸二乙基酰胺之类的麻醉药物粉末，准备撒在卡斯特罗的播音室里，使他演讲时像个疯子；还有，是想办法在卡斯特罗的鞋子上撒上一种强力脱毛剂，让他的大胡子尽数脱落；更耸人听闻的是，1961年3月，CIA技术科还研制出了一种含肉毒杆菌毒素的药丸，计划在卡斯特罗的食物中下毒，这种药物足以致人于死地并且不留中毒痕迹。

　　指向古巴和卡斯特罗的入侵与暗杀计划也在肯尼迪政府的前期得到了证实。1961年4月，刚刚担任总统不久的肯尼迪，就批准实施了预谋已久的对古巴入侵行动，这个后来称作为“猪湾事件”的入侵行动众所周知失败了，卡斯特罗也安全无恙，CIA没能动他的一根毫毛。

　　肯尼迪政府针对卡斯特罗的另一项谋杀计划，是在近年逐渐传闻于世的。根据1998年发现、至今仍未公开的一份写于39年前的五角大楼备忘录显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猪湾入侵”失败后的1962年3月16日，不仅在白宫讨论过，而且显然也批准了刺杀卡斯特罗的代号为“猫鼬行动”的计划。有关记录显示，该刺杀行动曾经计划在海明威的农场进行。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饮弹自杀。不久，其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决定去海明威在哈瓦纳郊区的农场，顺便把海明威的东西取回来。作为海明威忠实书迷的卡斯特罗十分欢迎她的到来，除送给她一大篮水果外，还专程到农场的小楼拜访，并且没有作充分的安全警戒。CIA知道后，专门派特工采访了回到纽约的玛丽，并策划起利用海明威在古巴的农场，来刺杀卡斯特罗。

　　这个计划当然也是无疾而终，据信，只有包括罗伯特·肯尼迪在内的少数人知晓其中内幕。然而，罗伯特·肯尼迪时代的大量机密和秘密文件，都保存在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里，绝大部分都对外保密。迄今为止，只有几名历史学家获准阅读过这些文件。何时这段秘史能够揭晓，人们就只有耐心等待了。

　　越南、伊朗与危地马拉

　　对古巴和卡斯特罗的颠覆与暗杀行动只构成了CIA海外阴谋中的一个乐章，凡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已记入史册的重大事件，背后差不多都活跃着CIA特工的身影。

　　另一起典型的案件就是美国对南越吴庭艳兄弟的军事政变与谋杀。1954年6月16日，在奠边府的法国军队经历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军队的多次交锋、已无力继续支撑南越政权而决意撤出越南时，美国立即填补真空，在南越扶植起了信仰天主教的吴庭艳政权。但到了肯尼迪执政年代，这个腐烂而又残酷镇压本国佛教徒与民众的政权，再也不能有效执行美国制定的越南政策时，CIA设在南越工作站的情报官员向肯尼迪总统作出了在南越发动军事政变和除掉吴庭艳兄弟的建议。这一建议当时曾得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部分支持，后来，在CIA的积极策划下，南越军队终于发动了政变，吴氏兄弟被杀身亡。CIA是这场行动的总导演。

　　由CIA提出建议并具体策划和组织的颠覆活动，还见于1953年的伊朗。在二战结束以后，伊朗虽然石油资源极其丰富，但却依然贫困不堪，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由于缺医少药，婴儿的死亡率达到每1000人死亡500的惊人比例。由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垄断了伊朗的石油资源，英国政府对石油出口利润征税所获得的收入，竟然比伊朗政府所得还要多。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当选伊朗首相后，新的伊朗政权决心打开“上面躺着一条恶龙的秘密宝藏”，顶住压力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此举让英国人勃然大怒，也惹火了美国人。1953年8月19日，在CIA的策划和指挥下，美国向反对摩萨台的军队提供物资和武器装备，伊朗发生政变，摩萨台政府被推翻。

　　1954年6月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率队从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马拉并推翻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同样是CIA的一个“杰作”。在阿本斯政权于1950年上台后，他坚持社会民主制度，推行土地改革计划。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反感，美国怀疑阿本斯政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是，CIA作出了清除阿本斯政权的计划，并得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认可。1953年11月，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近邻尼加拉瓜设置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训练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武装部队；并于1954年4月23日和尼加拉瓜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5月20日又和洪都拉斯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危地马拉当然不能游离在这个“盟友”圈之外，阿马斯上校在美国的支持下，攻进了危地马拉，阿本斯只好辞职，存在达十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制度在这个国家消失了，而独裁政体和右翼统治的另一个十年则开始了。

　　冷战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辄将发生于美国之外的政治动荡与CIA联系在一起了。但这并不意味着CIA已经停止了它的海外秘密活动，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60、70年代经历了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指责后，CIA的海外颠覆与谋杀，确实相比以往已大有收敛，即使继续进行类似活动，其隐蔽性也绝非往日可同时而语。

　　在国际关系中，越是局势紧张、政治斗争激烈，就越容易产生各种针对彼此的隐秘行动。用这一句断语来剖解CIA的那些是是非非时，不能忽视的是，CIA是在冷战开始时降临人世的，而且也是在冷战期间，才以其频繁恶劣的海外活动记录，在世人心目刻下了深刻印痕，这种印痕自然大都是负面的。

　　CIA成立于1947年，而就在1946年3月，到美国访问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向他的听众宣称：“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他号召讲英语的民族结成联盟，用他们联合起来的资源和他们“遍布全世界的”海、空军基地为铁幕这一边的各国提供“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安全保证”。这一后来被称作为“铁幕演说”的宣讲，告示了冷战的来临。而就在1947年，时任总统的杜鲁门，为了同苏联争夺对希腊与土耳其的控制权，在国会发表“杜鲁门主义”演讲，他要求对这两个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宣称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一种生活方式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这种生活方式的特色在于有自由制度、代表性的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迫害的自由。另一种生活方式以强加于大多数人的少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制、受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操纵包办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并声称，在两个世界之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作出抉择”。这种类似于十字军宣战式的语言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了，美国国会议员霍华德·K·史密斯因此评价说：“这听来像是对欧洲的其余地区发出了最后通牒，要它们站在我们一边，否则就被看作是反对我们。这样就抹掉了俄国人脸上的微笑。”

　　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并不止这些，进入1950年代之后，参议员麦卡锡还不遗余力，在全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寻找内部敌人”和要求美国国民宣誓效忠的运动，“这种主义根据模模糊糊的想象，把世界看作是善与恶的对立，一方面是想象中的苏联的、共产党的专搞阴谋的恶，另一方面是想象中的美国反共的善。”在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之时，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7日在向公众解释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时，提出了“一倒都倒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陷落；那时印度将为共产主义所包围，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台湾和日本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深印在人们心目的那些CIA暗杀秘闻，大多发生于冷战期间，勿庸置疑，冷战，是CIA频繁进行海外颠覆和政治谋杀的重要起因。古巴和卡斯特罗为什么会被美国和CIA选择作为待猎物，原因无它，古巴处于美苏争夺的最前哨，美国不能容忍在她的家门口出现共产主义政权，更难以接受一个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把它的势力直接推进到她的身侧。对越南的干涉当然对应了艾森豪威尔“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越南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在美国看来，亚洲就逐渐丧失掉美国的容身之地。至于拉丁美洲，那里传统上就是美国的后院，卧塌之侧，岂容他人覆睡，美国理所当然要紧紧把它抓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放松。

　　利益驱动阴谋

　　除了服从于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与霸权争夺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CIA的海外颠覆和政治谋杀，还与美国国内各种权势集团的利益切切相关。

　　在一个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人类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单纯的政治关系，也没有单纯的经济和军事关系，在政治冲撞的背后或许有经济的诱因，在经济冲撞的背后或者就是政治不和。政治总是在为经济服务，在CIA以冠冕堂皇名义实施的不光彩行动之侧，军工联合体、大资本家、金融寡头、巨型跨国公司等等利益集团都虎视眈眈，期望和推动着美国的政治军事强力来为自己海外利益服务。

　　1953年美国对伊朗的颠覆，便与新任首相摩萨台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侵犯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艾伦·杜勒斯兄弟的利益有关。为英伊石油公司提供资金的是伊朗工业银行，这家银行是二十世纪初由罗伊特斯男爵和其他一些投资者所筹建，J·亨利·施罗德乃是投资者之一。施罗德的公司是一家国际性的德国银行企业，艾伦·杜勒斯同这家公司有密切关系，他和在这家银行中一起担任董事的弗兰克·C·蒂亚克斯同时又是英伊石油公司的董事，而杜勒斯兄弟两人作为合伙人参加的沙利文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则是英伊石油公司的常任法律顾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当然不能允许伊朗“胡闹”，CIA于是策划了政变，政变的一个后果，是英国失去了对伊朗石油的垄断，由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四国组成的财团，获得了伊朗石油的开采权，而美国在其中占了40%的份额。

　　CIA在危地马拉所搞的政变，幕后同样活跃着美国利益集团的影子。在政变之前，美国与危地马拉的矛盾，可以追溯到1944年豪尔赫·乌维科独裁政权被推翻，社会民主党人阿雷瓦洛在推行社会改革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与美国在该国的一些大公司所发生的冲突。阿雷瓦洛1952年在危地马拉制定土地改革纲领，根据这个纲领，需要征用一家美国企业----联合果品公司所占有的闲置土地。这个公司同时控制了该国的中美洲国际铁路公司，其营业利润一律享受免税，这些非常优惠的特权，是通过贿赂政客、对危地马拉政府施加压力、威吓反对者等手段而取得的。在1953年阿本斯通过选举主政危地马拉后，他继续了阿雷瓦洛的社会改革纲领，并且将对联合果品公司的征地计划落实为了行动。这引来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企图压迫该国政府答应美国提出的苛刻条件。美国何以如此在乎一家设在国外的公司的命运呢？因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乃是联合果品公司的股东，长期以来还是该公司的顾问，而且，在1930年和1936年，正是他作为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同乌维科独裁政权订约。而时任CIA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曾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国务院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穆尔斯·卡伯特，则是该公司的一个大股东。阿本斯没有屈从于美国的胁迫，结果如何无须再说。

　　英国学者麦尼尔在研究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时曾发现，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在竞逐富强中走在世界前列，其奥秘之一，就是西方社会实现了军事与商业的结盟。CIA所谋划的那些颠覆、暗杀与军事入侵行动，正体现了近现代西方世界的这种历史逻辑。

　　看得见的遗患

　　曾经一手扶持并促使CIA成立的杜鲁门，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和1963年的U-2高空侦察机事件后，曾经严厉抨击CIA背离了他授予这个机构的任务。它本该是“暗中作为总统的情报助手”，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忠实于自己的使命，而是扮演起了“政府的办事部门，有时参与了决策”的角色，并且“搞起了和平时期的特务活动”。这使之成为了“耍弄诡计和对外实行不可思议的阴谋的象征”。

　　长期以来，CIA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美国之外，都背上了阴险毒辣的坏名声。世人对它的恶评，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深深卷入了世界各地的政治事务，CIA的活动，对一些地区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正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是造福、而且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穷祸端。

　　九·一一事件和当代世界愈演愈烈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拉丁美洲未曾停息、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便部分与美国唆使CIA在过去的一些年代中，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和保障权势集团的利益面而大量扶持独裁专制政权有关。“美国总是把它巨大的力量用来支持那些甚至对最低限度的社会进步和改革都要抗拒的残暴独裁政权”，霍罗威茨写道：“就在1960年当肯尼迪公开声称美国有责任维护世界自由的那个时候，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对维持西班牙、土耳其、泰国、台湾、南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的独裁政权正起着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对于伊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摩洛哥、南非、尼加拉瓜、巴拉圭和海地等其它独裁政权和警察国家也是重要的施主。”也因为这样，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批评美国是“试图用金钱和武器来稳定一些国家的本国政府。这些政府以反共为名，反对一切重要的社会改革。”

　　CIA只服从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权利集团的利益需要，被颠覆或扶持的国家是否追求社会改革致力于社会平等，则一概不在其考虑之列。即使在肯尼迪总统在拉丁美洲发起争取进步联盟运动时，霍罗维茨说：“(美国)维护既得利益，尤其是维护美国私人资本的利益，还是和过去一样。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美国完全不能恪守联盟的基本原则：保证政治自由”，“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以政治民主的保卫者的面貌出现，它事实上却支持了在1945-1960年间上台的(或者已在台上的)所有军事独裁人物。”事实也正如此，在肯尼迪当政的短短几年中，他感到有必要承认和支持当时发生的七次推翻宪法政府的军事政变的就有五次，后来的约翰逊在这方面毫不逊色，在接任后不过一个月就承认了其余的两次政变。而且不止于此，在1965年4月受到武装的老百姓支持的一些多米尼加军官们试图恢复废黜了的博什总统政权时，在CIA的情报支持和引领下，美国派了25，000名海军陆战队兵力在该岛登陆，以遏制革命。

　　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美国在过去一些年代，为了与苏联进行全球对抗而拼命扶植一些独裁专制政权所产生的恶果，它加剧了所颠覆或支持的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治不公正，恶化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内部矛盾。H·G·马丁将军在1959年3月号的美国《中东事务》上就曾发表文章指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贫富的悬殊是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叛乱诱因。......人们对努里(赛义德)以及对构成他这一集团的阿拉伯地主贵族们和库尔德族部落首领们的仇恨是刻骨的。此外，还有两件大家痛恶的东西：

　　1952年与伊拉克石油公司缔结的五十对五十的石油协定；以及巴格达条约。”如今，这些危机日积月累正在溢出国界而全球化，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及其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往昔历史在现实世界的一个绝望回声。

　　文/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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