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大喇叭“对话”38年：无烟战斗中亦有默契(2)

　　投诚起义

　　1950年代，陈菲菲播得最多的，是号召投诚起义的“五条保证、奖励规定”：保证生命安全，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工作的安排工作。如果带一把手枪回来奖励50元，带一支冲锋枪奖励150元，如驾驶飞机过来则是奖励黄金几万两。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第2联队第11大队43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1架美制F-86战斗机起义，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之后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受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等人的接见。

　　“通过我们的广播回来的很多。除了驾机起义的，还有人抱篮球，抱铁锅——就是部队做饭的大铁锅游过来，我都不知他们是怎么游过来的，有的人直接泅水过来。”陈菲菲说，“到1965年，大概有六十多名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官兵。”

　　除了“五条保证”“奖励规定”，陈菲菲们还播一些反映祖国建设大好形势的稿件、揭露蒋介石在台湾黑暗统治的稿件。每年的2月28日，都是揭露蒋介石最好的机会(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编辑也会专门去到群众中组稿。

　　“厦门东山岛被抓了很多渔民过去，里面有一个寡妇村，编辑就去让她们给在台的亲人写信，或者去给她们录音了回来播放。”

　　针对来自厦门的强大的攻心术，国民党采取了许多防赤化的措施。一方面对对岸广播实行干扰，比如敲锣打鼓、内部广播、跑步等。

　　“但实际我们的广播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播，他们的海防线一百米、两百米一个岗，那些站岗的哨兵能不听吗？不听也得听啊。”

　　另一方面，国民党也加强了对整个金门地区的军事化管理。

　　“当时在金门地区，一般民众是不允许有收音机的。”从小生活在金门的许冰莹回忆。为了防止民众受对岸广播的“污染”，只有少部分人因特殊的工作需要才能有收音机，但都附有一张“收音机使用许可证”，要随时携带以便检查。

　　在金门的军民，虽然水性极好，但都不能下水游泳，以防逃到对岸。连金门的球类都受到严格管制，买球须由当局发合格证明才可以，也是防止抱球泅渡的事情发生。

　　但是尽管管制严厉，仍然有不少人借着水性好游到对岸。

　　“林毅夫是台湾宜兰县人，从初中开始听我们的无线广播，对我们非常了解，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大陆。他到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后听我们的广播听得更清楚。1979年5月15日晚上，他穿救生衣顺着角屿、小嶝广播站的广播声音方向游过来。他怕我们误会，用手电筒和口哨打信号让我们别开枪。”

　　文革时的攻心术

　　19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和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让大陆老百姓饱尝肌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

　　“我们当时对厦门喊话，就说大陆人都是‘穿破衣、破鞋、啃香蕉皮’”，许冰莹回忆。“对岸攻击我们‘人民很穷，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吃香蕉皮’。”陈菲菲对此也有相同的记忆，“对岸经常拿‘文革’做文章。有一天早上，我去海边练声，听到对岸喊话‘陈菲菲女士注意，你的爱人在文革中挨斗’后面的没有全部听清楚，但当时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1970年代，两岸为了使喊话更有针对性，能戳中要害，都通过香港或其他地方订了对方的报纸，通过报纸他们不仅了解到对方播音员的情况，也能了解对岸发生的重大事件。

　　“范园焱架机来台的那天，正好是我值班。”许冰莹说，“他‘起义’来台的消息第二天我们就播了，非常振奋人心。”

　　1977年7月7日下午1点48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2侦察机团(武汉军区)1大队2 队中队长的范园焱，驾驶3171号歼侦-六从福建晋江沙堤机场起飞，经低空飞行，降落于台南空军基地。“后来授予他空军中校官阶和大概4000两黄金。”

　　七八十年代，金门对厦门还有一种重武器——邓丽君。“歌曲都由我们自己选，当时主要就选邓丽君的歌，还有李佩菁的《月亮》。”许冰莹回忆，“后来听说大陆有二邓之说，白天听邓小平，晚上听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