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政论节目正面临危机 "名嘴"成为小丑与弄臣

　　台湾电视政论节目是一个新兴行业，带动了媒体自由的风潮，具有“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尤其对揭发陈水扁涉及贪腐、海外洗钱，功不可没。但电视政论节目操之过当，以收视率挂帅为师，曾几何时，“名嘴”也有了负面作用。

　　《读者文摘》中文版曾对台湾阅听大众进行“行业大调查”，结果电视名嘴、“立委”、地方民代都“吊车尾”，形象一落千丈，由此可见社会观瞻之改变，已到了痛切反省的时候。

　　政党轮替与“名嘴”应运而生

　　公元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陈水扁意气风发入主“总统府”，社会一片看好。意想不到的是，陈水扁心中只有权力，理想、政见皆可抛，甫上任就使“政府”运作进入空转，民意支持度快速流失。两个月后发生 “八掌溪事件”，由于“政府”救援机制落空，媒体全力抨击，电视政论节目应运而生，最后是以“行政院副院长”下台作为停损点，从此“电视名嘴”与政治人物成为“相生相克”关系。

　　媒体的性质是“站在掌权者的对立面说出真话”。按照美国媒体评论者李普曼的理念：“媒体工作者的最高尚任务是说出真话，使魔鬼无所遁形。”法国政论家瑞蒙·阿洪也说：“政论家有机会与责任说出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事情。”既然有媒体人敢于批评时政，“鼓动风潮，制造时势”(孙中山之语)，台湾出现了独树一帜的“全民开讲”，也应运而生一批专业的“电视名嘴”，他们独立于政党、报社、企业之外，成为特殊的专业人士，也提升了媒体评论者的社会地位。

　　“名嘴”堕落与影响力消退

　　但正如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良莠不齐现象，甚至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电视名嘴圈也由 “量变而质变”。首先是为了反制对陈水扁“政府”的批评，凡是批评 “政府”者都被扣上“蓝媒”帽子，指控他们受到国民党资助。陈水扁“政府”也以广告、预算挹注支持的“绿媒”。于是，在“行政”、“立法”系统打得难分难解的 “蓝绿对抗赛”，也延伸到政论界，蓝绿分歧的状况如同解剖刀在身体划上一刀，十年以来迄今仍流血不止，伤痛未愈。

　　由于台湾社会 “非蓝即绿”的两分法，“是顾客决定了产品的性质”，让政论节目分为两大区块：一是“蓝媒”；一是“绿媒”。楚河汉界、泾渭分明。或有人在其中保持超然中立，或有人在其中民粹操作，但观众好憎分明，“只问立场，不问是非”。于是，一些专以 “为反对而反对”的“名嘴”出现了，这些人开口闭口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用最激烈的肢体、语言、表情宣泄愤怒，“所有的事业都是表演事业”。当民粹当道，“名嘴”成为小丑、弄臣，“政论名嘴”这块“金字招牌”就开始褪色，素质最差者就把整桶粥都打翻了。电视政论节目在一年来影响力急速消退，某些主持人的纵容、有些“名嘴”的自甘堕落、观众沉溺于意识形态，以及电视政论圈不求上进，都要承担部分责任。

　　政论节目的功过是非

　　回顾电视政论发展的十年，最关键者是对陈水扁贪腐、洗钱的“揭弊运动”。若不是有一批“名嘴”不畏权势揭发到底，断不会有陈水扁被起诉、羁押乃至判处重刑，其情况如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揭发越战内幕、水门事件一样。台湾电视政论节目起了一定的推动历史进程作用，把媒体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后续所衍生出来的检察系统改组，受贿法官被收押，都可感受到 “媒体揭弊运动”，也带动了“司法自消运动”，媒体自由与司法独立成了民主改革的两大支柱。

　　但是正如政治人物会收买某些“名嘴”一样，保守的司法系统也会运用自己的人脉、金脉进入电视媒体，于是也有“司法黄牛”摇身一变成“名嘴”，或是提供检调内幕，或者转移焦点，或者扮演打手“围魏救赵”，本来已 “蓝绿纠葛不清”的政论圈，自此又注入一股浊流。当“蓝绿难解，是非不分”，阅听大众厌倦之余，自然是关机图个耳根清净，收视率因之下降，“名嘴”影响力日减，民粹当道更加走火入魔，如同 “十年一梦”一般，电视政论节目的“黄金时期”已进入了尾声。

　　“名嘴风潮”恐成明日黄花

　　正如夕阳工业需要转型，曾经成为“媒体火车头”的政论节目也成为 “吊车尾”的拖油瓶，奈何台湾的媒体经营者大都非常短视，只在乎收视率调查，只在乎广告的收益，不在乎媒体品质的提升。尽管各界已批判电视新闻是 “弱智”，一些“名嘴”已成“乱源”，但少有媒体经营者愿意挹注经费、人力改弦更张，于是一切率由旧章，仍然延续用最少的投入以达最大的绩效。

　　很多电视政论节目的评论圈如今已成为过气政客、司法黄牛、失业媒体人的集散地，二军、三军浮上台面，这是政论节目的最大危机。如果任由此情况恶化下去，曾经风行一时的“名嘴风潮”恐将成为明日黄花，走入历史的黑洞。(胡忠信 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