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金马奖"导演讲述台版"北漂"：笑中带泪(图)

　　出生于台湾中南部的彰化县，北上到台北读新闻，做过广告文案，当过记者，写散文拿下大奖，改编拍成电影，票房奖项双丰收……刘梓洁的成功故事，似乎是台湾版“北漂”的范本。

　　11月20日，在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领奖台上，刘梓洁凭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父后七日》获最佳改编剧本奖。1980年出生的她或许未曾想到过，在都市里求学、工作与生活的艰苦奋斗和漫长积累，会收获如此丰厚的回赠。

　　电影《父后七日》改编自刘梓洁的同名散文，讲述了女主角阿梅在父亲过世之后的七天里，在家乡与亲人们一同完成传统葬礼仪式的故事。比起市场上热映的商业大片，本片没有紧张离奇的情节和扎堆的明星；比起许多内涵深刻的文艺电影，本片亦没有偏怪做作的表现方式和过度隐喻。流淌在《父后七日》里的，是一股带着几分乡愁的质朴亲情，是一种温暖人心的观照与情结，它连接了生和死，用眼泪洗涤了与爱无关的杂质，用欢笑还原了生命最初的样子。

　　作为一部由散文改编的电影，《父后七日》的剧本用女儿在父亲去世后七日里的所见所闻作为故事主线，将文学文本中所流露的对父亲的缅怀之情展现至极。虽然葬礼仪式是严肃的，但是影片却抓住了这个过程中真实而充满喜感的细节进行描摹，用轻松化解沉重的哀伤，故事节奏明快，张弛有度。

　　《父后七日》在制作上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本片的影像表现手法大胆而富于个性，镜头主要以手持拍摄为主，构图大开大阖，影调的运用更是达到了自如的地步。导演很乐意将回忆与现实用色调的变化予以区分，在一些浓墨重彩的抒情段落，更是以非常规的色彩调配来烘托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

　　影片的一大亮点，在于抒情段落的克制。而父爱的流露，几乎都是通过细节来展现。在夜市里，父亲把拖鞋让给女儿，自己光着脚继续做生意。镜头给到父亲脱下鞋，女儿穿上鞋，便切至下一镜头，不煽情，不破坏节奏，点到为止。

　　在不断的细节铺陈中，影片亦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重音。阿梅回忆起父亲在她18岁生日那天教她骑摩托车，此去经年，机车后座不再是那个唱着生日歌的开怀大笑的父亲，而变成了一张无言的遗像，经过同样的桥，同样的路，怎能不心生苍凉，唤起追思。片尾，阿梅看见空姐推过去的免税烟，想给父亲再带一包回家，这个念头让她痛哭流涕，也把压在心底最深处的哀痛都释放了出来。也许至此，她才真正走出悲伤的阴霾，对父亲的爱也在此刻升华。

　　同样题材的影片似乎很多，也有人将《父后七日》与日本电影《入殓师》相提并论。然而，两部影片却是完全不同的。《父后七日》细节丰满翔实地展现了台湾传统的丧葬文化，却并不是为了以“奇观”动人。其真正扣人心扉的地方在于它重新探讨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对待生死，当我们至亲至爱的人离世后，我们应该以何种表情去面对？

　　这个问题毕竟是人性的软肋，大多数经历过亲人离去的人都有体会，这或许是人最难以承受的而又必须承受的痛苦。片中主角阿梅承受着这样的痛苦，这是艰难而需要勇气来支撑的。当送葬仪式开始，她在心里向已经故去的父亲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一有机会，我就开始找你，你在哪里？”

　　其实，全片从一开始就在回答这个问题。阿梅从大都市赶回乡下，与留守在家的哥哥一同开始料理后事，履行“师公”阿义安排的各种传统丧葬的程序，开始面对父亲的人际关系、应对世事人情。此时，父亲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出现在人们的谈论里，出现在阿梅的梦里，出现在任何一个以前因距离和时间而阻隔的地方。生的影子从一个无形的位面映射在了死后的时间里，他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了重生，填补了因肉体的死亡而给家人带来的失落与惘然。

　　然而失去亲人的痛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当至亲离去，内心深处涌起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进而变成一种难以痊愈的痛楚，就好像灯塔的倒掉，启明星不再升起，似乎连怀念都找不到寄托的方向。阿梅想要它变得“更轻更轻”并且也这样做了，也许当她在喧嚣的酒吧向好友轻描淡写地提及父亲的死时它很轻，也许当阿梅在四处出差奔波劳顿时它很轻，可总有时候，“它又不知不觉变得很重。”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伤痛会一次次地扑向生者因思念而颤动的神经，像被撩拨的琴弦一样，发出哀怨忧伤的沉吟。(余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