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李永得和徐璐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那里，他们游览了原先只是在书上见到的西湖，徐璐还见到了她的姨母和表弟，徐璐与姨母抱头大哭。次日，他们到达广州，他们逛商店，与市民交谈，在路边餐厅吃饭，参观并采访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旧址和孙中山故居。在医院，他们被一位医生认出，说，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欢迎你们！而在孙中山故居，他们见到故居陈列馆的负责人及一批当地记者已等在门口。李永得很奇怪地问: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到来? 一位负责人笑着说: 我们猜想你们一定会来的。

　　四天以后，李、徐二人又赴深圳和厦门。在深圳，他们看了海关大楼出入境检查关口、中英街等，在厦门，他们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当年，这个村的大部分男子都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对厦大的台湾研究所，二位记者的评价是：研究所的教授对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研究得很细，连两位记者不知道的地理资料，他们都很清楚；但对台湾近期的发展与实况，则了解不足。

　　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李永得就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来到大陆，他们“一点儿也没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到了厦门以后感觉就分外强烈。当他们在厦门看到一些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晚上，李永得和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许多小吃店，连用来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砖“流理台”都一样， 卖的东西也一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的有了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的街上的幻觉。”

　　两位记者在日后写的书中这样叙述道：“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僵化。就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而言，大陆确实仍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对它的试图改革视若无睹……”

　　“我们创造了历史”

　　李永得与徐璐赴大陆采访的事件，深刻震动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时，在台北的酒馆里，甚至出现了一种“返乡酒拳”，叫做“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 旅费)，七天( 签证)，八件( 三大五小礼物)，九别( 重逢)， 十全( 全家团圆)。”

　　而反响最强烈的，还是台湾的新闻界。据香港媒体当时援引一家英文媒体的消息称，台湾许多报社的记者，纷纷以“度假”或“工作”的名义，前往一些亚洲国家，一俟禁令解除就进入大陆采访。这批记者大部分都到了日本。

　　这给台湾当局极大压力。9月27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发表声明，指《自立晚报》及李徐两记者“以不实之文书欺骗本局申请出国”已违反法令, 决定两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申请，并将此案有关人员移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

　　而吴丰山则表示，对当局将用刑法指控他们表示失望， 他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是无辜的，我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罚，但是我将聘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我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罚作斗争。”

　　而实际上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外紧内松。“当我们从东京飞抵北京之后，国民党中常会上曾有中常委要求关掉《自立晚报》，但是反对关掉报社的改革派的力量和声音(包括当时《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也都反对关闭报社)仍压过了极少数的保守派的声音。”徐璐回忆说。

　　而在大陆这边，陈佐洱也隐隐感觉到了压力。自从那句“等你们38年了”出口，各种反应都来了。有人说，这是中新社专稿语言啊，又有人说，这句话没有立场——38年都在等台湾人？后来据说还是小平同志拍板，称这句话“讲得好！”陈佐洱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来。

　　事实上，两位台湾记者回到台湾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许多国民党“改革派”的高层，私下吃饭时，都对他们表示支持。徐璐说:“在起诉过程，我们和一些国民党改革派的官员吃饭，他们都对这个起诉毫不当真。当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饭局中说，‘好吧！如果你们真的被关，我就天天送啤酒进去给你们喝。’”《自立晚报》聘请了有6位名律师的辩护团应战，最后打赢了官司，“处罚”不了了之。

　　而在大陆，接待台湾记者任务完成后，有关领导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对台办等领导在内、有40几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和陈佐洱的汇报。

　　事后，《自立晚报》的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陈佐洱则评价说，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就有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

　　台海两岸民间正式交流的大门，从此打开了。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