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5日电 《新华澳报》8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马英九另成立两岸小组说明了什么》说，马英九另成立“两岸小组”并没有弱化“陆委会”的功能，而是较之过去更加重视大陆政策，马英九今后必将全力推动大陆政策的“开放”、“松绑”，改变过去要“踏煞车”的构思。

　　文章摘录如下：

　　正当马英九亲率“行政院长”刘兆玄和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董事长江丙坤在英国出公差)前往“陆委会”探视，与“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打得火热，被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解读为马英九其“陆委会”和赖幸媛“背书”、打气，并高度肯定其地位及工作之际，台湾媒体却突然爆出一则“秘闻”，谓“马政权”成立后已在“行政院”悄悄地成立“两岸小组”，由主管财经的“政务委员”朱云鹏负责“两岸小组”的运作。重要的两岸议题，“陆委会主委”赖幸媛也会参与。由此在现行“马刘”体制下，“行政院”在两岸政策的推动上有一定重要角色，“陆委会”的功能则相对减弱。该则“秘闻”还表示，刘“内阁”“两岸小组”开会结果，朱云鹏与“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会进一步向刘兆玄提出汇报，并由刘向“总统府”、“国安会”交换意见后，提交“行政院会”讨论通过。相关“陆委会”官员说，最近“陆委会”几次委员会其实都在“追认”“行政院会”通过的两岸政策。

　　甫看到此则报导，似是与马英九率队探视“陆委会”所要表达的“挺陆”、“挺赖”肢体语言及目的，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实际上，既然马英九以“陆委会”成立十八年来，首位“总统”亲身探视“陆委会”的““大动作”，并在“陆委会”以明确的语言，高度肯定和支持“陆委会”和工作，那就等于是给予了“陆委会”在两岸政策方面较高的定位及执行权力，为何又突然冒出了“陆委会”的功能相对减弱之说呢？

　　经仔细阅读这则报道，其实是“过去式”的描述：一是“马政府成立之后”，那是两个多月以来的事情；二是“最近‘陆委会’几次委员会，其实都是追认‘行政院’会通过的两岸政策”，也是过去几个月的事情；而非“现在式”。盖“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会议规则”第六条规定：“委员会以每个月举行一次为原则，必要时将召开临时会议。”既然是“陆委会最近几次委员会”，那就应是指从“五·二零”后起计，每月举行一次，满当满算的三次会议了，而绝对不是指“目前态势”。

　　在“过去式”中，“行政院”内设有“两岸小组”，及“陆委会”的委员会议其实是在“追认”“行政院会”通过的两岸政策之举，其实是正常以至是“理所当然”之态。其中，既有制度上所需，也有马英九宣布委任赖幸媛为“陆委会主委”，遭到自己阵营反弹及对岸也有所困惑，而必须作出“补救”之作。

　　在制度面上，看来马英九是很自觉地把自己当年出任“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时的认知、情感和经验，融汇到当今对“陆委会”的实务工作中去。实际上，早在“陆委会”成立之前，马英九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之时，就奉蒋经国之命，为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政策草拟了“颖考项目”。去年两岸都纪念的“两岸开放二十周年”，就是始于根据马英九的“颖考项目”而制订的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政策。稍后，马英九获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延揽入“阁”，出任“研考会”主委职务，并兼任“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当时，两岸开放政策正是暖身起动阶段，相关研究、规划作业，在行政系统是由“行政院”的“大陆工作会报”司其职，党务系统则是“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全权负责；而“政”、“党”两部门的大陆事务工作，马英九不但都参与其中，而且是实际参与运作。“大陆工作会报”的主要政策研拟，是由“研考会”统筹。也就是说，马英九实际上是参与、主导早期的两岸政策的主要关健人，甚至被形容为草创者。一九九零年十月，在“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的基础上，“陆委会”正式成立，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兼任“陆委会主委”，“研考会”主委马英九转任实际主持工作的“陆委会特任副主委”。时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曾颁奖章给马英九，表扬其在“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期间，规划大陆政策功绩卓著。

　　从当时的“行政院”高度重视大陆工作，指派“副院长”兼任“陆委会”主委，而身为“陆委会”的前身--“大陆工作会报”的执行秘书的马英九躬逢其盛，当然是亲身感受到此一体制的权威性及决策力。因而在“五·二零”后、百废待兴之际，很自然就把自己当年的经历、经验代入进去。尤其是在赖幸媛的任命遭到自己阵营内部强力反弹，而对岸也大为困惑之际，马英九在“行政院”内成立“两岸小组”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是恢复当年“大陆工作会报”之举，而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是刻意削弱“陆委会”的功能。

　　何况，按照体制，“陆委会”本来就是一个幕僚和协调机构。其一，按照“宪法”规定，“陆委会”所职掌业务属于“国安”范畴，由“总统”亲自掌握，并受“国安会”指挥。其二，“陆委会”与“外交部”、“经济部”等“部”级单位相比，只是一个统筹协调机构，“行政院”内涉及大陆事务的各相关部会的负责人，都是“陆委会”的委员。为此，“陆委会”是幕僚机构及执行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决策权掌管在“总统”和“国安会”的手中，尽管“陆委会主委”也是“国安会”的成员。三、在行政层面上，正如前述，最早期“陆委会主委”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兼任，后来改由“政务委员”张京育出任。这除了是折射了当时的台湾当局较为重视大陆事务之外，也凸显了“陆委会”身份难以“独立”，必须受牵制于“行政院”的状态。陈水扁上台后，似是不屑于国民党执政时代的这套体制，才有“陆委会”的“强势”，甚至还发生了作为下属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公开反驳他的谈话内容的怪事。而马英九上台后，似是要把被陈水扁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因而在“行政院”内成立了“两岸小组”，并不出奇。

　　但在赖幸媛上任后积极配合马英九的“开放”、“松绑”政策，尤其是在极为希望赖幸媛发挥“踩煞车”作用的“台联党”和民进党都“恨铁不成钢”地要炮轰她“下台”，将直接威胁到马英九的“面子”之时，马英九给予了“陆委会”和赖幸媛极力的支持。除了是亲自探视“陆委会”并予以鼓励打气之外，还授权“陆委会”主导成立有“国安会”、海基会、“体委会”、中华台北奥委会和通讯传播委员会参与的“北京奥运紧急应变小组”，并由“陆委会”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主委张良任出任召集人，还由“应变小组”指派其成员、“陆委会”文化处长陈会英亲到北京奥运比赛现场作第一线指挥，可见马英九并没有弱化“陆委会”的功能。实际上，在陈水扁时代，此类业务是直接由“国安会”负责，并是由“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召集“陆委会主委”等几个人“策划于密室”，“陆委会”本身并不具有实质应对和决策权力。就此而言，“陆委会”的功能不但没有被弱化，相反还有获得“国安会”下放部份职权的迹像。

　　当然，即使是有“行政院”成立“两岸小组”这么一回事，从另一角度看，也并非等于是“陆委会”的功能被弱化，而毋宁说是马英九比过去更重视大陆政策。这极有可能是马英九上台后，遭遇到并未能预料到的因受制于国际大环境，及陈水扁留下的“烂摊子”积重难返，他的“马上就好”承诺难以兑现，民意支持度如同跳水般直落。为了自救，在短期内难以指望国际大环境好转的情况下，就只有寄望进一步开放大陆政策来“打救”了。因此，马英九才有“北京奥运后两岸将很热闹”之说，也才有马英九出访过境美国的“低调到不行”，避免刺激美国和大陆之举。既然马英九如此对两岸政策寄予了如此的重视，也既然未来两岸谈判会进入较复杂的高阶层次，那在“行政院”内成立“两岸小组”，提高大陆政策的决策层级，也就是顺理成章。就此而言，可以窥见马英九今后必将会全力推动大陆政策的“开放”、“松绑”，改变过去要“踏煞车”的构思。(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