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国民党原来在大陆搞过却没搞下去的“二五减租”：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额统一按土地全年收获物的50%计算，在此基础上再减去25%，公式为：50%×(1-25%)，就得出37.5%。也就是说，地主收取的地租，最多不能超过全年产量的37.5%，而且，双方必须签订租约，地主不许任意撤佃。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下令：对反抗的地主，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原来以为几个月才能完成的签约换约，一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获得减租的农民，生活水平马上就有了显著改善，忙着娶媳妇、买耕牛，在那几年，“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脚踏车”蔚然成风。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为保证土地不被倒卖，办法还规定，租公地者无力耕种时须由当局以原价收回，不得将土地转移他用。

　　据统计，1951年至1976年，台湾当局先后分9批共出售了13.9万公顷公地，给28.6万农户。

　　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在此之前1年，台湾当局先重新丈量了台湾地主的全部耕地。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

　　而农民们得到原来地主的土地，耕作满10年，都交清了租额，土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他们在事隔半个世纪后，在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的台湾发出不满之声，要求重新补偿，那是另话。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而陈诚，被台湾地主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同时，也被台湾农民们怀念。陈履安还记得，1965年他父亲去世出殡的那一天，许多人自动地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

　　农会崛起：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的中坚力量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台湾土改对台湾农业生产的巨大刺激：从1953～1968年，台湾粮食产量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台湾土改对于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台湾经济起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有政策方面的，还有时机因素，即冷战的背景。但是经济起飞没有人才不行。他们的土改采取的不是暴力方式，充分保护了农村既有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当局给钱给股份让地主离开土地，让农民得到土地，同时这些在农村有能力有人脉关系的人转入工商业，经过20年，社会过渡很平稳，整个经济发展起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非洲国家南美国家来取经。”

　　有许多人曾经担心，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会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卖掉土地，农村再度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台湾土改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杨奎松认为，除了当局对于土地流转有严格的法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农会发挥的作用。

　　实际在1947年台中农民陈文诉溪湖糖厂一案的调解大会上，农民代表中就有若干人是当地各级农会的代表。台湾的农会历史悠久。第一个农会成立于1899年，是农民自行组织起来要求减租的组织。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农会变成半官方组织，理事由地方行政部门任命，经费由政府随农业捐税附加征收，然后再拨交农会。农会多为当地权势人士、地主所把持。

　　台湾光复后，1949年底台湾省行政当局将农会和合作社两大系统再度合并为农会。合作社的成员中有地主和商人，所以合并后往往由这些非农民把持农会。1950年美国康乃尔大学乡村社会学教授安德生赴台考察后建议：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农民是正式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非农民只能成为赞助会员，除了可当选监事外，没有选举权及其他被选举权。1952年台湾采纳这些建议公布了“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1974年，台湾的《农会法》正式颁布。这时的农会，农民必须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已经变成真正代表并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今天台湾的农会实际上有两种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理事会的时候，全部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第二种人是农会的干事们，西装革履，那是理事会聘用的人员，他们来应聘首先要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就像是我们这边考公务员一样。”

　　有学者指出，台湾土改的相应后果之一，就是自耕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台湾农会实际在农村扮演了农村信用社的角色。当农民发生经济危机时，农会出面担保帮他贷款，这样使得农民不至于走到破产卖地的境地。农会做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帮助农民推销产品。前不久台湾的水果登陆大陆市场，背后的操作者实际就是台湾农会。

　　然而，于建嵘认为农会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克服经济困难，但使得农民不随意卖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给农民独立的权利。“一次一个台湾陆委会官员陪我在下面走时，告诉我：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钱。他指着前面说，你看那块地，值上千万呢。农民卖地是相对理性的，他知道哪块地能卖哪块不能卖，卖了以后怎么办。只要不用权力去兼并，他们本身有自我调节功能。”

　　农民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这恐怕是19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种胡麻的台中农民陈文想也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