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游客赴台湾，牵动许多视线。这时候，一条新闻悄悄躺在网络一角，不太引人注意。报道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各两名记者，原打算跟随大陆赴台旅游首发团飞往台湾，但因为报名者太多，首发团爆满，只能自行搭乘飞机。

　　这个报道，遭到新华社记者陈键兴的否认。这名略显低调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了自己在台湾的采访工作。

　　他回忆，与热热闹闹的首发团不同，7月4日傍晚，他和同事秦大军走出台北机场时，没有人等着接待。

　　当天上午，他们在北京登机时，也没有太多人注意。9时许，在北京起飞，经香港中转后飞往台湾。对新华社港澳台部的记者陈键兴来说，这只是他个人的第七次赴台采访而已。

　　不过，这个悄悄的行程还意味着，中断3年多以后，新华通讯社恢复了在台湾的驻点。

　　一起被恢复的，还有《人民日报》在台湾的驻点。从此，人们将可以在转引的当地报道之外，通过几名大陆官方记者的眼睛，观察台湾。

　　6月30日，台湾“陆委会”正式通过“恢复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两家大陆媒体在台驻点案”，而“新闻局”则宣布，将放宽大陆媒体在台驻点记者的停留时间，并首度开放5家大陆地方性媒体申请在台驻点。

　　消息传出，各媒体纷纷行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选定了自己的第一批驻点记者，而其他一些地方媒体也就赴台采访提交了申请，只是尚未得到批准。

　　在陈键兴看来，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根据形势发展“是必然的”。他很快就得知了自己被选为派驻台湾记者的消息，并开始着手准备行装，申办手续。同时，他还抽空通过电话在台北一家宾馆预订了房间。

　　出发日期选定在7月4日。同一天，两岸周末包机正式起航，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首发团”，也同时出发。

　　和以前一样，他们选择了经香港转机。北京—香港—台湾，相对固定的航线几乎是之前所有大陆记者赴台的必经之路。

　　自2001年2月8日向台湾派出第一拨儿驻点采访记者后，新华社记者以每月一次的频率，通过这个路径被派往台湾。而2005年4月，恢复驻点前的最后两名新华社记者离开台湾时，也是经过香港转机。

　　中断3年后，重新开始

　　2005年4月10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驻点记者突然被中止了入岛许可。

　　当时的新华社在台湾驻点记者赵丹平回忆，早上6点多钟，她就在当天出版的台湾《联合报》上看到了相关消息。

　　这篇题为《新华社人民日报我中止来台驻点》的报道，刊登在该报第二版的头条位置上。报道称，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将“暂停发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入岛许可”。

　　之前，大陆记者入台驻点采访，需要由《联合报》的记者代办相关许可手续，每月一次审批。停止发放这种许可，意味着大陆记者驻台采访不再被允许。

　　大陆媒体用了“悍然”一词形容台湾当局的举动。台湾相关部门则陆续发表声明，认为这两家媒体“报道方式偏颇，有刻意误导大陆民众之嫌”。而赵丹平回忆，事情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

　　事实上，相关的风声早就开始传播。4月9日晚上，赵丹平已经从朋友处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和一同驻点的摄影部记者赖向东都有些忐忑，不知道台湾当局是允许他们将这一个月的驻点结束了再离开，还是要求他们立即撤离。

　　事实上，除了通过报纸发表消息外，台湾当局的相关部门，并未就这件事直接与赵丹平和赖向东进行接触。他们因此得以在台湾待满这一个月的期限。

　　不过，正常的采访活动已经受到了干扰。之前赵丹平联系采访的一些政治人物，这时候打电话过去，都通过助手进行婉拒。而几名大陆记者自身，也变成了岛内媒体追逐的焦点，以至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一天，国民党高雄县妇女组织搞了一个农产品推介会，邀请国民党高层参加。赵丹平去采访，当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讲话过程中，身边一个记者突然轻声问她：“你是新华社的记者吗？”

　　赵丹平“非常轻微地点了一下头”。瞬时，周围的几架相机和摄像机刷地转过来对着她。结果，她只有硬着头皮，对着连战猛按快门，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而另一次，赵丹平去参加一次记者会，在楼下签到的时候，值班的人将消息通告到楼上。电梯一开，她被吓了一跳，门口一大堆记者，用“长枪短炮”对着电梯，拍个不停。

　　“事实上，许多台湾同行都是反对当局这个做法的。”赵丹平回忆，当时，她的手机几乎被打爆，有一些事先并不认识的媒体人士，打听到她的电话打过来，只是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支持。

　　“他们应该是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吧。”赵丹平说。

　　时隔3年，新派的驻点记者陈键兴，也受到了一些“采访中结识的媒体朋友”的欢迎。到台北后不久，他们一起请他吃了顿饭。

　　“当然，是他们自己掏钱的。”他补充道。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记者

　　在台湾，陈键兴的采访内容事无巨细，既要关心两岸政治动向，也要关注自驾游或京剧表演。因为每天都有发稿任务，几乎每次接通电话时，他都是要么在采访，要么在写作。

　　在北京时，他写稿经常要受到采访的限制，许多消息来源只能通过转引台湾当地媒体。在新闻的开头，常常可以发现“根据××媒体消息”的字样。如今，驻点的优势发挥出来，他表示已“很少引用台湾媒体的报道”，而关注点也扩展到岛内热点。

　　在大陆常会带着“官方”色彩的新华社记者，驻点时更多强调自己身份的“普通”。陈键兴表示，住在自己租来的宾馆房间里，交通、吃饭都由自己解决，“与平时到某个地方出差没有什么两样”。

　　他和台湾同行一样，受新闻热点的指挥进行工作。“新闻都是一样的”，他感觉，只是自己和岛内媒体的视野有些不同。

　　不过，大陆记者的身份，毕竟还是让他感受到一些不同。这种不同，或多或少从一些“岛内普通人”接受采访时的热情表现出来。

　　而赵丹平对这种不同，感受得更为明显。她回忆，在台北时，面对不同人群，她的新华社记者身份经常带来截然相反的遭遇。

　　对国民党老兵的采访往往让她收获感动，“大多数老兵或他们的后代，都对大陆有一种渴望和期盼”。一次，5家民间“统派”组织联合号召一次游行，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参加者主要是台湾的老兵。大厅里坐满了几百人，赵丹平参加了发布会。她率先起来提问，当报出“我是大陆新华社的记者”时，背后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因为站在前排，她回过身来，向不同的方向分别用鞠躬答谢了这些掌声，掌声平息后，才开始提问。而当她提前离开会场的时候，站在后排的许多老兵，纷纷和她握手。

　　这是一种“民间感情的联系”，赵丹平说。不过她同时承认，这种联系“只发生在特定的场合”，而且“正在被切割”。

　　比如，在“绿营”举行的活动现场，新华社的记者“基本不讲话”。而有时候乘坐出租汽车，如果遇见支持“绿营”的人，对话中也往往会表达一些不满，“好在都是生意人，只是轻微说说而已”。

　　而有的时候，情况则激烈得多。在一次采访中，一家台湾媒体的记者故意把一份法轮功的报纸扔在赵丹平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端起相机对着她。结果，整场采访中，她一直很别扭地偏着身子，避免直接对着这份报纸，最后找机会将报纸推到一旁。

　　还有些时候，一些媒体会问在赵丹平看来明显是别有用心的问题，比如，“你们的记者写稿要不要审查？”

　　这里不再对大陆记者感到陌生

　　对宾馆里住进的大陆记者，服务生似乎已经逐渐习惯。陈键兴丝毫都感觉不出，他们对自己和其他客人有什么不同。

　　赵丹平也记得，除了比较礼貌之外，从面上，很难看出他们对大陆的客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照。彼此的交流也并不多。只有当熟悉起来以后，一些客房的服务员会来找她，打听一些情况，比如“大陆现在是什么样的”。而当公司要组织他们去大陆旅游时，他们也有人会来问：“现在到大陆该穿什么衣服？”

　　经过几年的时间，台湾人对大陆记者显得不再那么警惕和陌生。这已经不是2001年了。当时，第一批新华社驻点记者陈斌华一行到台湾时，一度是“安全部门”的重点关照对象。

　　在一本后来出版的书中，陈斌华曾这样写道：“‘不相信任何人’是他们的金科玉律，何况是来自新华社——他们眼中的‘中共首要喉舌’的记者。”

　　而大陆记者对台湾的印象，也摆脱了最初的陌生感。陈键兴觉得，自己挺喜欢台北这个城市，交通很方便，吃的也不坏。

　　目前，在台驻点的大陆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以及新加入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5家全国性媒体。在台湾“新闻局”最新声明中，它们的意义被称为：“透过大陆记者所做相关报道，帮助大陆民众了解台湾政经文化和风土民情等各种资讯，促进两岸相互了解。”

　　在台湾，这些媒体记者并不住在一起，也并不一起行动。新华社的记者表示，有时候，在同一个新闻的现场，他们和《人民日报》等来自大陆的几家媒体同行也会遇见，彼此打个招呼，然后各自投入采访。

　　他们都有各自的新闻要写。（本报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