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台独”问题

　　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阶段，但“台独” 的阴影似乎挥之不去。海内外特别是中国大陆不少人担忧：和平发展会不会导致和平独立？协商解决台湾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会不会造成 “ 两个中国” ？未来民进党如果上台，和平发展的成果会不会变成“台独”的现成基础？如同“ 木桶理论” 中那块著名的“短板” 一样，“台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度与广度的重要因素，提示我们必须就此剖根究里，求真务实，彻底厘清。

　　一、宏观战略格局中不存在“台独”得逞的现实可能

　　统独斗争，说到底是一个实力的较量。有形的实力对比其实无须赘言，特别是在国际上开始以 “G2 ” 的高度议论中国的情形下(我们自己当然不会那么膨胀)。地域、人口、资源、相对地理位置、综合经济规模、科技与国防力量、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等等，一目了然；奥运的成功举办、 “ 神八” 的举世瞩目、航母的内外热议等等，进一步显现出未来发展的趋向。其实，更为强大、更为深沉的力量来自于13亿人民的坚强意志。邓小平当年有言，统一首先是一个情感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感情问题。几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统一理想与维护统一的历史传统、近代史上曾经遭遇割地赔款的屈辱记忆，决定了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决不允许台湾再次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的誓死信念。这种信念所传达出的群体意志是确切无疑的：万一事情真的发展到最后抉择关口，中国人民将不惜倾全国人力物力、不惜砸锅卖铁牺牲一切从头再来，誓死粉碎“台独”。这是二十多年来“台独”势力始终未能把事态真正推向终局摊牌、始终未能真正跨越统独红线的最终决定因素。

　　外部环境也足够明朗，大局稳固。恰恰是在“台独”活动最为猖獗的时候，美国对台政策越来越由“ 不支持台独” 明确为“ 反对台独” ；“台独”势力持续在国际上左冲右突，但不仅未能撼动世界上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反而促使绝大多数国家更明确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在国内专注于建设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在台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国际上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日益展现出负责任的建设性大国作用，进一步赢得世界各国对我国统一事业的理解与支持。

　　长期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大陆自身的稳定、发展与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是决定两岸关系基本格局与发展方向、决定未来两岸统一的基础与保障。 “ 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这是邓小平早已得出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台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其可能，那就是我们自己不争气、陷入某种大的持久的危机而自顾不暇；但中国正处于整个历史循环中全面复兴的上升阶段，生命力与凝聚力空前强盛，对台湾的吸引力与涵盖力日益扩大。在国际上，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 “ 与台湾关系法” 。实践同样已经证明，“ 与台湾关系法” 虽然妨碍了我们按照“ 一国两制” 的最初构想直接达成统一，但并不能阻挡两岸人民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统一的坚实步伐。唯物辩证法昭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只有从台湾内部逐步消除借助外力与大陆对抗的内在动因，才能最终彻底排除来自外部世界的各色干扰。假以时日，当台湾人民逐步接受统一以至主动要求统一的时候，别国其实也就再干涉不了什么。

　　二、台湾独不了，“台独”分子其实心知肚明

　　既然要“台独”，从事“台独”的人们特别是其中那些在岛内现实政治中居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就其条件与现实可能进行潜心的、深入的、长期的体察与思考。远不赘述，从台湾解除戒严、实行政党政治、主张“台独”在岛内变得“合法” 开始，岛内政治的方方面面在宏观上始终处于两岸因素的规限与制约之中。国家如同大圆，圆周厚实而坚固；“台独”如同大圆之内大小悬殊不成比例的小圆。在一定条件下，小圆会狠劲地折腾、左冲右突，但只要撞到大圆就会弹回，始终不能逃逸出去。设身处地而论，处于台湾一岛之上的“台独”人士，面对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13亿誓死捍卫统一的人民及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壮大，他们对“台独”不可能性的认知与感受其实比我们生活在大陆的许多人要深切得多。早年国际上 “ 共产主义终将灭亡” 论调盛行之际，“台独”势力或许真的幻想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但随着中国的稳固发展，这种梦幻应已逐步破灭。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 2005年2月24日的“ 扁宋会” 结束后，陈水扁在记者会上神情激动连声高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那次“ 扁宋会” 达成的十点共识中，陈水扁承诺在两岸关系上回归 “ 中华民国宪法” 、保证“ 宪改” 不涉及主权领土和台海现状的改变、加强两岸交流并逐步推动全面 “ 三通” ，明确表现出以放弃“台独”换取大陆与其打交道的意向。十天后的 3月4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分组会议讨论时，发表了被广泛赞誉为中共 “ 对台新战略” 标志性文件的“四点意见 ” ，其中指出：“ 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 ” ，“ 只要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大前提，我们对任何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愿意作出正面回应，也愿意在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寻求接触、交往的新途径 ” 。在此大形势推动下，国民党毅然抛却以往怕被扣 “ 红帽子” 的担忧，迅即由高层人士来大陆接触，促成党主席连战4月28日的大陆之行，实现了国共领导人会谈，从此打开两岸关系一个崭新的时代。

　　最超出大陆群众想象的例子，是曾被视为头号“台独”分子的李登辉于2006年公开表示：“台独”是个“ 假议题” ，并说他从未主张过“台独”。此前，还在2003年4月5日 ，李登辉为一批独派人士讲课中大谈“正名制宪”等“急独”内容后，有人私下问他对大陆太刺激会不会引来危险。李称：“ 中国要统一还早，台湾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负了 ” (见中央社当时电)。李登辉多年来曾无数次地讲过 “统” ，后来曾无数次地显示过“独” ，唯这句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了的话最显特殊。与此相应的是，著名蓝营人士、名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也曾明确指称“台独”是骗人的“伪议题”，并戏称国民党“太笨，不会骗”。李敖近似狂狷的话语，其实透露出相当的真理。

　　其他众多民进党和独派人士的相关思想言行不胜枚举。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 民进党会提供机会让中共说服台湾人民接受统一” 。当该党“立委”提出废除“ 台独党纲” 建议后，一位后来担任党主席的人士明确表示：“民进党已经执政，可以考虑废除台独党纲”。同样是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主席的一位人士，在两岸关系上主张 “ 宪法一中”，把高雄和厦门称为“ 一中两市”；去年他代表民进党同马英九竞选时，有该党支持者质疑他的立场，而一位向来被视为 “ 台独基本教义派” 头面人物的人士站出来力挺：“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唯有政权不可妥协” ，并鼓励他放开手脚去争取更多人支持。追溯到更早。1991年台湾当局召开 “ 国是会议” 后，台湾“民主化” 的若干重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民进党失去了攻击国民党的着力点，一度试图以强化“台独”诉求来维持对国民党的进攻力度，并于当年通过了 “ 台独党纲” 。此举导致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中惨遭重挫，“台独”被称为“ 票房毒药” 。此后，民进党开始淡化“台独”色彩；90年代中期，早先曾被视为 “ 海外台独” 代表人士的许信良两任民进党主席，领导该党展开趋向现实、大胆西进的 “ 路线转型” 。这位“ 先知” 后来曾与民进党分手，进一步前进到认为应该接受 “ 一中原则” 。事实表明，民进党内固然存在一部分“ 铁杆台独” ，但在是否放弃“台独”问题上的分歧更多地来自于对时机的不同判断与把握。

　　三、“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中的实质功能是挑动省籍矛盾，夺取和保卫政权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考察，“台独”在台湾现实政治斗争中的“ 工具” 性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知。“台独” 运行轨迹与政权争夺之间那种几近于函数与变量的正相关直接连动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与清晰，以至于使人联想到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中那种简洁而完美的数理模型。李登辉从 “ 坚持一个中国” 到“ 特殊两国论” ，一路爬高的运动曲线下始终伴随着岛内政权本土化过程中的激烈碰撞；陈水扁从上台时的 “ 新中间路线” 到高唱“ 一边一国” ，从“ 扁宋会” 时斩钉截铁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到后来声嘶力竭的“ 正名制宪” ，表面上出尔反尔、矛盾善变，实质上都在“保卫政权” 的层次上高度同一。

　　对上述现象，北京研究民进党的知名专家徐博东教授早在1998年发表于《中国评论》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彻的论述： “民进党是个投机性很强的政党，它的一切政治运作无不以选举为取向，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对于大多数民进党头面人物而言，台独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毋宁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种工具”。

　　“台独”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湾政治斗争中的功能和作用却是巨大的，这就是区隔族群，挑动省籍矛盾，进而在选举和政权争夺中克敌制胜。从历史看，从当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蛮横腐败与1947年的 “ 228事件” ，到把整个政权体系从上而下搬到台湾、大陆籍人全面占据军公教和公营事业，省籍对立就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基本矛盾。此后，国民党在 “ 动员戡乱” 、“ 反攻大陆” 名义下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庞大的民意机构几十年无限期连任成为 “ 万年国会” ，这对台湾本省群众的政治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同时，当时所谓 “ 反攻大陆” 在全世界看来都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原本生活在台湾的本省民众与其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台独”就成为号召本土、与“ 外来政权” 斗争的基本武器。此后漫长时期中，蒋氏父子先后曾在局部范围内有意识地发掘台籍精英，纳入国民党政权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韩国等国专制政权在席卷东南亚的 “ 民主化浪潮” 中先后垮台；蒋经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决然开启台湾 “ 政治民主化” 与“ 政权本土化” 的历史进程。李登辉接任后，利用党内“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制与不满，极力宣扬 “ 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众“ 悲情意识” ，一步步削弱党政体系中的大陆籍势力，基本实现了政权的本土化。由于对省籍情结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进党虽然已经上台执政，但在那些族群意识严重的人们眼里，他们取得的只是 “ 半壁江山” ，“ 出头天” 的愿望并未彻底实现；并以“ 95%的外省人从来不投票给台湾人” 为由，继续以族群为工具操弄“ 政权保卫战” 。此后八年，台湾在民主形式下所进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殊死决斗。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直接挑动族群矛盾毕竟不道德、有违基本的人权人性，而国民党则无论再怎么倾靠 “ 本土” 都不可能与自己的天然身份彻底割裂而完全放弃统一，所以 “统独”就成为他们有效区隔族群、激化省籍对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选举，就刻意升高“台独”调门，以“ 一边一国” 、“公投” 、“制宪”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等等激化两岸关系，转而激发岛内民众“ 受打压”的悲情意识，最终在选举中获利。这期间，陈水扁也曾数度试图以 “新中间路线” 、“ 两岸统合” 、“你国民党如果能让大陆承认一个中国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在九二会谈及其所获各项协议基础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等等缓和两岸关系，试图以打开两岸僵局在岛内挖得部分中间选民支持，进而巩固政权；而每次目的未能达成之后，他就回头更紧密地拥抱“台独基本教义派”，巩固“基本盘”。这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台独”的工具特质。

　　四、两岸紧张成为“台独”势力在岛内操弄族群对立的基本前提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经过一系列“宪政改革 ” ，民主化的各项主要目标基本实现；经过各种选举和李登辉大量拔擢本省籍人士出任党政要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程度大大深化，本省籍民众中长期积聚的 “ 出头天” 思想大大纾解。民进党鉴于“ 民主牌” 逐渐失去效用，曾一度试图以升高“台独” 诉求强化与国民党斗争的力度，但在1991年底的选举中遭遇重挫。此后，民进党逐步展开淡化“台独”的“ 路线转型” 。就大趋势而言，如果除开两岸因素、单纯从岛内政治斗争因素看，虽然国、民两党在统独问题上尚标举不同的口号，但国民党主张的是未来 “ 远程” 的终极统一，民进党则认识到“台独”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实现的可能，这其实说明双方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真实诉求是相互重叠的，就是 “ 不统不独” 。所以，不论是统独斗争还是族群矛盾，本来已经不再具有那么高的对抗性与激烈程度。90年代中期民进党先后两位党主席中，施明德率先与外省籍色彩最鲜明的新党 “喝大和解咖啡” ，许信良“夜奔敌营”并倡导建立“大联合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提议“大胆西进”，都是上述趋势的直接体现。

　　但是，在岛内上述趋势发展的同时，海峡两岸尤其是本来都主张两岸统一的国、共两党之间，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却不断升级。1993年双方在 “ 九二共识” 基础上举行了汪辜会谈，为打开两岸政治僵局展露一线曙光；但在同年年底双方都出席的APEC会议上，大陆为消除 “ 两个中国” 印象而改变已经惯称的“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提法，重提“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引出台湾当局与会成员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开宣示 “ 阶段性两个中国” 。1995年在大陆强烈交涉后，美国仍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大陆展开 “ 文攻武卫” 予以大规模反制，结果是李登辉高票当选。1997年香港回归后，台湾当局为摆脱国际社会逐渐形成 “ 一国两制” 适用于台湾的印象，于1999年抛出 “ 特殊国与国关系” ，导致两岸两会商谈全面中止。此后，台湾方面不断重申 “ 九二共识” 就是“ 一中各表” ，并多次要求恢复商谈；大陆则以“一中各表是对九二共识的严重歪曲” 予以拒绝(这也是陈水扁上台后声称所谓“九二没有共识” 的原因之一)。此期间，台湾民众对“ 民进党上台会带来战争危险” 的疑惧心理大大减弱，终至2000年民进党一举夺得政权。

　　上述过程中，李登辉与后来上台的民进党其实都掌握到一条规律，就是两岸紧张有利于他们在岛内调动与补强族群对立，有利于前者削弱党内的 “ 非主流派” ，有利于后者打击主张统一的国民党。其中的关键在于，在两岸持续的对抗中，大陆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与要求，在部分原本赞同一个中国的台湾民众心目中变成 “ 不近情理” 、“ 无视现实” ；大陆打击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活动，变成是对台湾的 “ 打压” 、“ 欺辱” 、“ 没有同胞情谊” ；从而形成谁与大陆对抗谁就是英雄、票就投给谁的恶性循环。“台独”势力则食髓知味，有紧张就利用紧张，没有紧张就千方百计制造紧张，不断抛出议题挑逗大陆 “ 跳” 起来说“ 狠” 话，塑造悲情哀兵之态。在这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坚持的一个中国立场并不能有效稳定两岸关系，因而在岛内统独争议中逐渐处于不利境地，进而陷入政治上的全面被动；而大陆则不得不持续耗费巨大的政治经济资源去反对和遏止“台独”，长期被动，疲于应付。直至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 “ 四点意见” ，这种恶性循环才得以打破。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对台研究队伍深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