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中国足球欲除“箭毒”还需“刮骨”

　　这一周,持续高度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莫过于足球反腐了。公安机关依法对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3人立案侦查,被解读为今年1月南勇、杨一民被立案以来,依法打击足球假、赌、黑治理行动的又一力举。9月18日的最新消息是,最高检也加入了专案组,谢亚龙案一夜之间升级。

　　司法机关的高调介入,让民众对彻底整肃足坛增添了不少信心。但很显然,中国足球目前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不是一次能够持续多久的运动式治理,也非能够挖出多少问题官员的持久性司法整肃,而是一个规则与秩序重建的“十字路口”,是体育改革能否成功的方向性难题。

　　中国足坛沉疴难愈,真正的“病灶”不在于表面上的贪腐、赌球、黑哨等,根子仍然出在权力上。改革开放以来,在体育竞技市场化、产业化的改制过程中,政府一只手将足球业推向市场,另一只手却紧紧抓住不放,由此衍生的“市场行政化”和“行政市场化”怪胎,不仅让足球发展失去了应有的自由竞争环境,而且还因为权力的市场化运作而产生大面积的违法犯罪现象。这种“伪市场化”的改革,衍生出巨大的利益操控和权钱交易真空,在几乎封闭化的运作中成就了权力享有者的“鸡犬升天”。与此同时,我们对绿茵场上的权力远未确立起应有的控制与监督规则体系。强大的权力,虚妄的市场,加之积弱的法治,共同造就了中国足球秩序混乱的根源。

　　虽然外界评论早已指出这种权力足球的弊病,但到目前为止,主管部门和足协官员都对这一心知肚明的要害问题避而不谈,而只是一味强调对“操纵比赛和赌球违法犯罪行为”等表面现象的治理与监管。这就好比一个得了重症的患者,不主动检查病根而只要求医治体表上的脓疮。问题是,即便司法能够挤破权力足球肌体上的“脓包”,可对于权力长期以来精心打造的体制铁幕,却无能为力。　

　　如何突破权力的封锁重建中国足球秩序?目前流行两个观点,一是期望人员的大换血能带来足坛新风尚；二是呼吁立法的大补课以强化对秩序的规范。这些做起来都不是很难,问题官员的落马必然需要补充新鲜的血液,而相关法律规则的设计与出台更是“立竿见影”的事。而令人担心的是,人员的撤换在导入新生力量的同时,会不会同样受到权力“大染缸”的浸染?谁能保证新的官员不会被“体制化”而沦为下一个南勇?而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再多的立法可能也是徒劳,重建起来的足球法制规则同样还是容易遭到破坏。

　　欲除“箭毒”,还需“刮骨”。要破除这种权力体制铁幕,非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与法治化重建不可。这样做虽然会触动太多的利益而难度极大,但却是避免沉疴越积越深、最终无力回天的唯一出路。笔者以为,不妨选择合适的改革突破口,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从根本上解除对足球的权力操控,让权力退守到规则供给与监管上来,让行业自治成为激活中国足坛的秩序之源。而就现阶段来说,这个改革的突破口就是——中国足协。　

　　众所周知,中国足协自产生以来,一直肩负“双重身份”:既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俨然的“二政府”；同时它在法律上又是一个民间团体,扮演着具体的市场行为主体角色。这种“二合一”的身份简直让足协威力无比,尤其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正所谓“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可见,这么多年来的足球改革,在足协的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足协的民间团体性质标示了表面上的市场化改革,而行政化的实质则确保了权力对足球利益的操控。要突破权力对足球的羁绊,首先就必须从剔除足协的半官方属性入手,让足协真正成为自治性的民间组织,让协会的组成、章程的制定、领导层的选举组成等,都由各个俱乐部平等协商完成。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的精力应抽身到规则的供给与市场的监管上来。　

　　总之,中国足球今日之困顿,赌球也罢,贪污也罢,都只是体制弊病诱发出来的“脓包”,如果不从根子上深挖,不从权力上动刀,不从秩序上重建,再多的“大鱼”落网,也无法挽救已病入膏肓的足球,更无法让中国足球走向世界。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