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亚运：一个有公民影子的运动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文/秋风

　　从筹备时起，亚运会就与中国曾经举办过的其他大型国际性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展会大大地不同。

　　比如，对于筹备工作，广州媒体不只是报道建设的伟大成就，而是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场馆建设对民众产生负面影响，媒体也如实报道。这样的情形是其他主办城市所不曾有过的。

　　广州之所以在媒体报道上如此开放，固然是因为广州本身就有一个强大而优良的媒体传统，但也是因为，作为亚运会组委会之主体的广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亚运会有一个比较低调的定位，运动会只是个运动会，让运动会服务于城市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让运动会反过来支配城市。然则，广州市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明智？

　　过去十几年来，运动会及其他领域的重要国际性展会，被各地政府当做重要的标志性活动来争相举办。很多城市争取不到有影响力的活动的主办权，就自己生造出各种概念，举办各种山寨版的活动。主办政府倾向于让这些活动规模最大化，如此一来，可以提高城市的国际形象。这样的国际形象，在城市政府眼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另外，让活动规模最大化，政府也可以借此扩大征地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实现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上述种种考虑，主办政府倾向于以一种非常规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活动。这个时候，固有的人力与资源的集中动员机制就会被启动：政府拨出充裕的资金，进行最为奢华的基础设施建设，场馆建设求新、求大、求洋。所有政府部门围绕这个活动，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各部门的日常工作。政府在征地、施工建设过程中，也可能罔顾民众的权益，政府要求民众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作出牺牲。

　　这样的集中动员机制确实可以生产出一个接一个惊奇：新、大、洋的场馆令人乍舌，各种宏大的演出场面令人震撼，整个活动让人产生足够羡慕感，甚至可能产生一定利润。而这些威望、荣誉、利益，也正是主办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主办政府能够收获这些威望、荣誉、利益，当然也不错。问题在于，任何威望、荣誉、利益之取得，都是有代价的。而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代价通常会被转移给普通民众。同时，在集中动员机制下，这些收益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具体地说，在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向短期收益倾向。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收益向政府倾斜。在民众中间，则可能向有权有势者倾向。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投入到运动会的所有资源其实都出自民众，而过分追求奢华、却交通不便的场馆，在运动会结束之后就可能归于无用。又比如，政府只追求运动会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而忽略城市从中本来应当得到的长远的体育、文化效应。

　　之所以出现这种收益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型活动的筹备完全是政府主导的，而政府又十分强势：在预算安排、场馆规划、交通道路建设、配套设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说了算。在此过程中，公众几乎无从参与，表达意见。

　　而面对这样的大型活动，公众与政府的思考视野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从事物的性质来看，政府的视野肯定是比较短暂的，尤其是在官员任期越来越短的情况下，他们会致力于追求短暂的轰动效应，为此，宁愿让大型活动压倒城市的日常生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倾向于使用集中动员机制。为了这个短暂的轰动效应，甚至可以下令让市民的日常生活停顿。

　　相反，公众的视野是长远的。毕竟，他们长远地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关心这个城市在运动会之后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大型活动固然也可以带来风光，但即便在大型活动期间，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他们也会希望，在大型活动之后，用自己的税款修建的那些设施能够被大家便利地使用。因此，公众必然倾向于让大型活动服从于城市的结构、节奏。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广州亚运会与众不同。其实，在媒体强势背后，广州存在着一个比其他城市更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动地介入到政府关于亚运会的种种决策过程中，通过人大、政协，通过媒体，通过居民的行动参与这场盛会。

　　因而，亚运会的决策，就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亚运会的运转，就不只是传统的集中动员机制在驱动，人们还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子。正是这个尚不是很清晰的影子，让亚运会低调、务实了许多，让城市和它的传统更为亲和，让城市正常生活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