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回暖，老郎退休

　　10月14日，郎效农年满60岁。在国庆期间，他曾询问谢亚龙办理退休手续的事宜。在11月28日的足协全体会议上，谢亚龙突然宣布联赛部主任马成全接任中超委秘书长，而对郎效农的工作安排只字未提。从这一天开始，郎效农开始收拾自己办公室的物品，准备办理退休手续。

　　“郎效农时代”的最后一届中超，以近年来少见的精彩、激烈和“干净”收场。这对退休的郎效农是一个很大安慰。在亚洲杯前进行的15轮联赛，中超复苏势头明显，观众上座率达到了场均1.5万人的水平。国家队在亚洲杯惨败后，中国足协一度担心中超将再度受挫，但8月11日和12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6轮(即亚洲杯后的首轮中超)，场均观众达到了1.63万人。

　　亚洲杯惨败并没有遏制中超回暖的势头。11月14日中超联赛全部结束，根据全年的统计数字，今年中超的场均观众人数为1.51万人。郎效农以5分制对今年中超联赛进行了打分：3.5分。这算是老郎不错的一份退休礼物了。

　　回想这几年中超的颓势，郎效农说：“2004年我们推出中超联赛，因为当年国家队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未出线，加上‘投资人事件’的影响，中超大受影响，上座率始终在场均1.1万人左右徘徊。经过几年的努力，中超在今年开始复苏。虽然现在的场均数字依然不及十年甲A的平均数字，但方向是对的，势头是好的。”

　　角力谢亚龙，舍业保中超

　　今年，发生在谢亚龙和郎效农之间的一次业务纷争，改变了中超的命运。或者准确地说，中超在郎效农的力挽狂澜之下，得以继续沿着符合其自身规律的道路前行，而不是相反。

　　2007年1月2日，谢亚龙在昆明红塔基地与当时在这里冬训的国家队进行座谈。会上，谢亚龙抛出了联赛“南北分区”的设想。郎效农获悉此事后明确表示不满，认为谢亚龙事先并没有在中国足协内部征求意见，而直接向国脚畅谈中超赛制变革，不是明智之举，很容易引起各方面的混乱，尤其是赞助商。但此事很快不了了之，业内人士将它当作一个笑话看待，没有谁当真。

　　7月份亚洲杯，国足惨败而归。谢亚龙重提“南北分区”，并于8月初将“以南北分区赛制取代目前双循环主客场赛制”的提案呈报到国家体育总局。当时，谢亚龙对足协内部的表态是“贯彻总局一切为了08”的原则。

　　在8月7日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会议上，足协决策层首次正式提出中超联赛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联赛部工作人员的激烈反对，其中郎效农的反对声最大。8日，郎效农将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中超继续采用双循环主客场赛制的意见直接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崔大林。10日中午，崔大林突然直接给郎效农打电话，表示自己支持郎效农的意见，也反对南北分区赛制方案，并表示，南北分区赛制计划是中国足协决策层自己提出的，不能代表体育总局的意见。10日午后，崔大林来到中国足协，在与中国足协决策层开会后，“南北分区”的闹剧正式收场。

　　就在那天中午，在足协餐厅，谢亚龙曾经对郎效农说：“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郎效农回答：“你是司局级干部，你下不下课是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决定的，不是我郎效农能决定的。”但是郎效农很清楚，在今年年满60岁后，他已不可能再被足协返聘回来管理中超联赛了，自己肯定将彻底告别中超了。

　　在“激进”与“保守”中前行

　　郎效农在中国足协内部似乎一直不怎么受高层领导的欢迎。“王俊生时代”的决策层认为郎效农过于“激进”，而到了“谢亚龙时代”，郎效农又被认为过于“保守”。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推出职业化。当时郎效农便提出了甲A联赛的管理体制应该进一步改革，应该成立独立的甲A委员会来实施联赛管理，而不是由中国足协直接插手联赛工作。郎效农据此被扣上了“太激进”的帽子。当时的足协决策层把注意力都放在职业化改革的标志性工程——奥运会和世界杯预选赛上了，对职业联赛本身的工作不是很重视。

　　2000年4月，阎世铎开始主持中国足协的工作，提出建立中超联赛的设想。2002年底，通过对英超和日本J联赛等国外成功联赛模式的借鉴，郎效农完成了中超联赛方案。但2003年下半年，阎世铎摒弃了郎效农提出的中超联赛各项配套措施的建设方案，只对联赛进行了赛制改革，结果在2004年“中超元年”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投资人造反事件”。事件的结果虽然以各投资人偃旗息鼓告终，但次年，中超公司得以成立。这也算是事件的一个副产品。而早在十多年前，郎效农已经提出了类似的方案。

　　2005年2月，谢亚龙接替阎世铎执掌中国足协。上任伊始的谢亚龙没有对联赛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在组建中超公司的过程中，就中超联赛收益分配等问题上，谢亚龙的表态一度让郎效农有了得遇知己的兴奋。但从2006年开始，关于中超赛制的改革，郎效农与谢亚龙开始频繁出现分歧。中国足协决策层一直要求郎效农起草中超联赛改制为南北分区赛制的计划，但郎效农每每以“要见体育总局的红头文件”为由拒绝。据此，郎效农又戴上了“顽固派”的帽子。

　　从当年的“激进派”到现在的“顽固派”，老郎在同僚的眼中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但郎效农自己认为一切都没有改变，“像足协这样的行政性质的机构里，干部应该分成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两种，我就是技术官僚，这一点一直都没有变。”

　　不过，各中超俱乐部的负责人一直都很欣赏郎效农的能力和为人。今年联赛期间，十几家中超俱乐部曾联名上书中国足协，要求返聘老郎。

　　足球是他的爱人 中超是他的孩子

　　郎效农1947年10月7日生于北京，文革伊始到陕西下乡。1970年，郎效农被召入宁夏足球队，司职守门员，退役后在当地体委工作。1990年被借调到北京参与亚运会组织工作，后被调入中国足协工作。1992年开始参与职业联赛的筹备工作，1994年开始在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1998年出任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2001年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2003年重新担任联赛部主任。

　　2004年秋天，多家俱乐部投资人“逼供造反”，郎效农被推到了捍卫中超联赛现有体制和机制的风口浪尖之上。历时两个月的斗争，郎效农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灰白。

　　2006年底，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年仅六旬的郎效农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中超委员会秘书长。

　　郎效农这辈子没有结婚，人们说，“足球是他的爱人，中超是他的孩子。”

　　语录经典口误“喷饭”

　　郎效农不爱接受采访，也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人。但他却留下了不少经典语录和口误，被圈内人津津乐道。

　　“假球与证据密不可分！”——1998年，贾秀全引爆“3号隋波”事件。中国足协在一番艰苦调查后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有，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2003年，中国足协在深圳召开联赛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郎效农在介绍嘉宾时，竟一时想不起阎世铎的名字来了。

　　“什么姚明？易什么联？我不认识，你们去问中国篮协！”——郎效农如此回应记者关于“足球篮球谁是中国第一体育运动”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