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芬与周继红两个中年女人的PK，是当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新闻。于芬怒不可遏，而周继红一言不发，静听于芬的控诉。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周继红是强者的默不作声，于芬则是弱者的气壮如牛。因有游泳中心“账目清楚，没有问题”的回应，周继红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近年来体育界官司与纠纷特别多，仅仅这一个多月，武汉光谷(足球)、广东凤铝(篮球)与于芬，就把刚刚还沉醉在奥运金牌大胜的中国体育界搅得“别有洞天”。

　　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就是当今中国体育界赋予了中心太多太大的权力。人们在赞美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时候，也要认识到，既是举国纳税人支持金牌，又是各个中心执行此项权力。这权力有多大？从制定行业的法规到判定行业纠纷、到行业的商业利益、到奖金的发放，甚至到“铲平”违法乱纪，中心都管。这权力有多大？这种权力是中央其他部委都没有的，其原因是中国的《体育法》近20年没有修订。要知道，同样的举国体制，已经不同于容国团时代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同于拿了5次世界冠军到美国只能买几百美元老爷车的郎平。近20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腾飞与个人收入变化迅捷让整个世界瞠目，如今再读1990年制定的《体育法》有如隔世之感。其间连中国的《宪法》都修改数次，《体育法》踏步不前，本身就是这个领域严重滞后的写照。

　　为什么不修订？这个《体育法》的行业利益太大，自己很难革自己的命。这个《体育法》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当初只是负责比赛，还有很大服务性政府的特征，但今天商业利益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环节，是否还要中心全部“负责管理”？还要以“行规”阻止人家到法院？当今中心的绝对权力就是绝对的，一些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乃至今天的于芬遇事时有理无处讲，与其说是他们的尴尬，不如说是当今体育法律的尴尬。

　　过去政府包揽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决策权，而当今中国各级政府正向“有限政府”的目标迈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关系的新格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今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公共服务，逐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而体育界要做到就应该有适应时代的法律，《体育法》也该修改了。 金汕(体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