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1日电 香港《文汇报》2月21日发表何亮亮撰写的题为《北京奥运不受无理压力影响》的文章说，奥运会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干扰，摆脱各种极端思潮的干扰，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赛事的必然趋势。

　　文章摘录如下　

　　体育，以及艺术，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沦为政治的工具或筹码也是不对的。奥运会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干扰，摆脱各种极端思潮的干扰，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赛事的必然趋势，虽然奥运会与商业的关系也引发争议，但这毕竟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最近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史匹堡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他声称中国没有尽力促使苏丹结束达尔富尔的人间惨剧，并说他不能违背良心担任北京奥运的艺术顾问。这个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反响，因为史匹堡在国际电影界和电影市场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香港，此事也激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为之叫好的固然有，但多数媒体并不认同史氏的良心观，也质疑这位导演和制片人究竟对达尔富尔的真实情况了解多少。

　　在中国内地，史氏此一举动也激发了激烈的批评，许多网民批评史氏不应该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奥运会挂钩，更不应该成为国际上少数要求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团体的代言人；也有网民呼吁在中国抵制史匹堡的影片(包括他导演和担任制片的电影)，这一呼吁也得到了不少网民的响应。

　　体育，以及艺术，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沦为政治的工具或筹码也是不对的。即以抵制奥运会来说，在冷战期间，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1984年苏联、古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报复美国，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结果奥运会还是举行了，举办方和抵制方可谓两败俱伤。以今天的国际情势与中国的软硬实力，以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作为借口来抵制北京奥运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10个史匹堡也做不到。

　　奥运会摆脱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干扰，摆脱各种极端思潮的干扰，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赛事的必然趋势，虽然奥运会与商业的关系也引发争议，但这毕竟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

　　西方的一些电影界人士，作为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的一部分，喜欢就国际事务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往往并不理解国际问题，然而名气大就利于他们言论的传播，史匹堡是一例，推动他这么做的米亚花露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位女影星怀着类似传教士的热情到处为达尔富尔奔走，这本来是值得赞许的人道主义行为；但是米亚花露完全不了解达尔富尔问题的本质，居然将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归咎于中国，她使劲在国际上到处鼓动抵制北京奥运会，还发动人们向在北京奥运会有商业利益的跨国公司展开公关攻势，不过可想而知，收效甚微。

　　解决达尔富尔问题，需要的是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联合行动而非喊口号，而且需要媒体与学者深入探讨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与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伪善。

　　史匹堡其实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现在宣布不当北京奥委会艺术顾问，也是在圈内受到太大的压力所致。如果就事论事，中国没有必要抵制史匹堡的电影，真要抵制的话，一方面无法改变他不当奥运会顾问这件事，另一方面却显得小家子气。真正应该警惕的是那些不仅在口头上声称抵制北京奥运会而且准备以各种“突袭”或“偷袭”的方式在奥运会期间或前后在北京捣乱的团体，这些团体如果是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而且现在也在中国活动，那么抵制或者禁止这些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才有实质意义。

　　香港多家媒体在评论史匹堡辞任奥运会艺术顾问时，不约而同地指出，其实本来就没有必要邀请一位美国的电影导演担任这个顾问，这种做法的本质还是有些崇洋，还是自信心不足。

　　2月14日在重庆举行的东亚四国足球赛日本对朝鲜的比赛，在球场再次出现大批中国观众持续向日本球员喝倒彩与呼叫反日口号，这说明，如何在北京奥运期间，在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场地，中国观众自觉做到文明观赛，防止不文明举止，也是办好奥运会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