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信

　　12月29日，杨明到了杭州，他承担着与同事方益波一起为黑哨一事写内参的任务，将逐一和关键当事人见面。

　　在到达杭州的前一天，杨明和方益波刚刚采访了足协“掌门人”阎世铎。阎世铎显然为采访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基本是照着笔记本，念出了足协对裁判的种种管理措施——提前一天通知裁判，裁判到达时由当地足协派人接，到驻地后必须关掉手机，掐断饭店电话，严禁裁判和俱乐部接触。通常，会同时派两个主裁判去当地，在比赛开始前现场启封密封的名单，宣布当日主裁。“可以说，有些做法是违反人权的。”阎世铎说。

　　阎世铎同时回应了宋卫平等几人对足协“不作为”的指责。他表示，足协苦于“协会”的身份，只能进行行业管理，想制裁也没有证据。希望杨明和方益波凭借写内参的便利条件，帮忙从俱乐部手里弄到些证据和线索。

　　也就是说，当两个记者回到杭州时，身份已经悄然变得多元。

　　第一站，宋卫平。

　　宋卫平向两人介绍，自己已经给好几个收受过黑钱的裁判打过电话，希望他们一是把收下的钱退回来，二是写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匿名，也可以不用手写。而宋的相应承诺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退钱的裁判的名字告诉别人。

　　宋卫平透露，已经有一个裁判主动交来了钱和忏悔信，存放在浙江省体育局。

　　第二站，陈培德。

　　在陈培德的办公室，杨明和方益波看到了打好封条的四万块钱，以及一封电脑打印的忏悔信——

　　一个来杭执法裁判的自白

　　我是一名裁判，曾经来杭州执法过绿城主场的某一场比赛，也曾经通过中间人接受过绿城主场的黑钱，对吉利和绿城两个俱乐部就目前敢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特别是绿城，因为他们明年还要参加甲B联赛。

　　我执法足球联赛多年，吉利和绿城所讲的“假球”和“黑哨”的确存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执法的初衷不是这样，也不愿是这样。但一旦进入这个所谓的“圈子”，就身不由己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每参加一次那种罪恶的交易，我都会受到一次良心的谴责。现在两个俱乐部不惜受到打击报复，敢于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行为，深深的震撼了我。在我心底的良知还没完全泯灭之前，我也要站出来就这件事谈谈我个人的感受。

　　现在写的这份材料，我不知道会给我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我还是愿意从我做起：1、退回通过中间人收取杭州主场的“黑钱”。2、对吉利和绿城现在向中国足坛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表示坚决的支持。由于我深爱足球这项运动，所以请谅解我以匿名的身份写这份材料。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全国的裁判们，都会受到震撼，会接受教训。我也呼吁全国的足球裁判都从自我做起坚决抵制“假球”、“黑哨”，这样中国足球才会真正有希望。

　　一个还有良知的裁判

　　2001年12月17日

　　另外，陈培德还向两人透露，帮助绿城做裁判工作的中间人原本在浙江省体育局工作。陈已经劝告这个人写出一份书面的揭发材料。

　　真相，似乎在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迅速浮出水面。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场风暴有了个顺利的开头。没想到的是，在近两年的调查周期中，这封匿名的忏悔信成了惟一有迹可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