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什么国内其它许多项目就不行呢？说到底是体制问题。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论是运动队还是运动员，都是国家投资培养，是你要我练，你要我比。而对职业体育来说，训练比赛是自己饭碗，是我要练，我要比。对许多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为了自己将来的人生更顺利，他们往往选择更早些地读书学习，对运动员本人来说，这本无可非议，但对由国家投资的竞技体育来说，其投资效益无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一剑夺百万，老将夺金致富又何妨

　　肖爱华夺得十一运的女花个人冠军后,有记者为肖爱华算了笔账,4年前十运会时江苏冠军一枚金牌的奖金为40万元，另有价值60万元的住房奖励，还有企业打造了24K纯金火炬作奖励。粗一计算，冠军奖金起码在100万元。而且按照惯例，即全运会卫冕一次奖金就翻一翻。肖爱华从七运会至十运会都是该项目的冠军，如此算来，奖金达到400万元！恐怕连奥运冠军也望尘莫及。

　　肖爱华到底能拿到多少奖励,现在当然还不得而知。但是，全运会的奖励政策对每个运动员来说都是公平的，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能在全运会上夺得冠军都能得到相同的奖励。肖爱华等“爸爸妈妈”们依靠自己的竞技才能和刻苦训练，不仅夺得金牌，也为江苏争得荣誉，夺金致富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值得充分赞扬。

　　不可否认，各省市为全运会争金夺银设置的巨额奖金，是这些老将们复出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长期研究竞技体育问题的专家，孔庆鹏同时也在考虑着：一方面，既然肖爱华、沈巍巍、王伟新等一大批老将目前仍然是国内无敌手，他们为什么就要早早地离开赛场呢?为什么就不能参加北京奥运会呢？这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最大的投资浪费,最典型的不讲投资效益；另一方面，老将的神勇确实反衬出了中国击剑等项目面临的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但是如果这些夺得金牌的老将仍然在队内言传身教，参与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给年轻队员一个学习和追赶的参照对象，不是更有利于后备人才的成长吗？这是竞技体育的基本规律之一。

　　不改没出路，体育管理需新突破

　　那么如何延长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争取竞技体育投资的利益最大化呢?这不得不从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找到突破口。

　　对我国竞技体育“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很多西方体育界人士有不同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举国体制仍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竞技体育投入和产出体制，一直处于粗放型、垄断型的管理阶段。集中训练、集中管理、集中比赛，是国家队和各省市专业队长期不变的组队形式，基本上也只有在这样体制内的队伍和队员才能代表省队参加全国比赛，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比赛。像由著名跳水教练于芬带领的清华大学跳水队，尽管也送出了像何姿、周吕鑫、熊晴清、李成伟、王睿、贺伟等一批世界级和全国冠军级的运动员，但因为不是体制内的队伍，最后因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和世界比赛而面临散伙，大多数队员不得不各奔东西。

　　然而,对许多结婚生子又值运动巅峰的运动员来说，小孩会叫“爸爸”、“妈妈”多年了，你还要人家每天跟十几二十的小年轻住在一个房间，还要像年轻队员一样进行同等的身体和专项训练，一样出早操跑圈圈，实在也难为那些“老人家”了。国家女子网球队的几朵“金花”也因此长期以来与国家队有矛盾，不久前网球中心主任孙晋芳试行“单飞”制度的改革，几位“金花”的成绩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李娜还历史性地打入了美网前八名。说明“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每个运动项目，更不适合每个运动员，尤其是老运动员。这无疑为如何延长老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争取竞技体育投入的效益最大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