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当韦迪将“韦十条”抛出之后，立刻掀起一阵媒体风暴。谈及自己进入舆论漩涡，正准备出访亚足联的韦迪在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对自己的提议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表示理解，甚至有些欣喜，“这说明大家还关注足球。”同时，他也告诉记者：“这个方案会修改，但是我们提高青少年球员水平的这个目标不会改变。”此外，他还强调：“都说我这是搞政绩，但真要搞政绩肯定不这么搞了。”

　　新京报：前往马来西亚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

　　韦迪：正常参加亚足联的工作会议。而且在我上任之后，也需要与哈曼沟通，有些问题需要外界的理解和支持。23日深夜从吉隆坡起飞，24日上午返回北京。

　　新京报：国字号球队分别参加三级联赛的提案一推出立刻引起外界强烈反响，如何看待外界的反应？

　　韦迪：事先已经考虑到这些反应和质疑声音了。而且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也知道，必然会引来质疑，这很正常。我也会从质疑声音中吸取营养。而且，方案肯定还会修改，最终形成一个各个方面都能满意和接受的方案。另外，我们也会分析，外界为什么这么多想法，这么多顾虑，有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意见是可以吸收和采纳的，毕竟还是方案，还没有到操作层面，现在还会听取意见。等到方案修改好了之后，会提交中超委员会、中甲委员会大家进行审定。

　　新京报：这个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韦迪：就是提高青少年球员的水平，我们现在青少年球员水平不够，而且比赛机会少，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我们这个方案可以修改，但是给更多年轻球员提供比赛机会，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会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总之，中国足球不能再这么四平八稳地进行了，事实证明，我们一直这么四平八稳地发展是不成的。历史和现状证明，中国足球目前的发展思路是不成功的。中国足球必须有些新的变化，并通过实践争取让这些变化起到积极效果。同时，必须从组织形式上发生变化，至于如何变化，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随便定下来的，我们是经过了多方调研，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稳定职业联赛，发展青少年是我们的目标。所有方法都是可以论证的，也都是可以尝试的。

　　新京报：国字号球队参加联赛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之策？

　　韦迪：当初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有效的培养体制。有人说我这是考虑政绩，我要说的是，真要考虑政绩的话就不是这么搞了，这种方法对于短期提高成绩来说效果太慢了。希丁克那种方法是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对各个俱乐部破坏力太大了。比如在世界杯年，我们可能会用三五个月时间用特殊的方法。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方法贯彻下去之后，两年以后各地的青少年球员相继成熟，会给各俱乐部源源不断输送人才，持续不断的人才涌现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青少年培养的新机制。

　　新京报：总局方面是否认可“三支国字号打各级联赛”的提案？

　　韦迪：关于这个方案我已经跟总局领导简单汇报。总局领导对这个方案很认同，鼓励我们大胆试，没有干预，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对我们的想法有足够的信任。这个方案只是意向性的草案，不是定论，接下来我们还会征求更广泛的意见。

　　新京报：关于中超球队与国奥比赛积分是否带入总成绩等细节问题是否进行了讨论？

　　韦迪：不但是这些问题，还有一些赞助商等问题现在都没有讨论。我们也希望收到来自各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共同完成培养青少年球员的任务。中超联赛一共30轮，而国奥队的比赛只有16场，时间还是有的，就看如何把这个方案落实了。

　　新京报：在完善各级青少年、预备队联赛与国字号球队镶入联赛这两种方式中间将如何协调？

　　韦迪：很可能把这两种方式搭配使用。欧洲五大联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联赛，人家有些东西必须学，比如预备队联赛。现在咱们只搞了一个联赛间歇期间的预备队联赛，场次不多，需要完善。很多时候我们的预备队联赛做不起来，主要原因还是成本高。今后我们会逐渐规范各级青少年足球联赛和预备队联赛，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成本。我们需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解决问题，全面深入推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新京报：从现在看，无论是国字号提案还是裁判抽签制度都存在一些问题，将如何调整？

　　韦迪：必然会有调整，任何办法有利有弊，这里有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如果利大于弊就要做，反之，就不做了。裁判抽签的方式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公平公正放在第一位。当然，在这个环节当中也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比如说质量问题。现在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关键场次裁判员水平不够，会造成场面失控。我们计划关键场次请外籍裁判，但也不是很高明，是临时性手段，还是要从根本提高裁判员的水平。

　　新京报：到目前为止，你对于国字号球队参加各级联赛这个方案通过是否充满信心？

　　韦迪：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保证联赛顺利进行，维护各俱乐部利益，为青少年球员提供比赛机会。如果能够充分解决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同时还能完成培养青少年球员的任务，各个俱乐部肯定会同意的，相信大家会发自内心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