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月来足坛新政事，几无一不与韦迪有关。笔者于足坛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今人，在来者也。

　　韦迪者，生于一九五四年，辽宁丹东人氏也。一九七九年于沈阳体院攻读硕士学位。一九九一年任沈阳体院院长；二零零一年任体育总局水上管理中心主任；二零一零年一月任足管中心主任。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二零零四年奥运水上运动获一金一银、二零零八年获三金一银一铜，为韦迪功；以倡导并力主推行国奥打中超、国青打中甲、国少打中乙，为韦迪过。吾以为此，功过两者皆失其当也。

　　欧美人成奥运冠军前，有于都市蜗居者，盖因一人之力有限。吾国之奥运冠军，供养之财力，源于一国之纳税人，是谓举国体制也。夫水上中心两届奥运成绩之突破，全赖后顾无忧也。此功，若韦迪独居之，则为举国之纳税人寒心矣。

　　若夫吾人积愤于职业联赛，痛恨于国字号提案，而以怨毒集于韦迪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曩者，韦丹东是中国特殊之国情，非五大联赛之经验，徒留笑柄尔。然苟易地思之，替之以任一干满四载即告老之官员，不变政绩之初衷，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韦迪乎？

　　故吾所论韦迪之功过于中国足球者，正别有在。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譬若今之联赛不纯，距职业尤远，而无一人出，行革故鼎新之举。此吾中国足球，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行文至此，而感不绝余心矣。

　　韦迪不识职业足球之原理，不懂世界绿茵之大势。当二十一世纪职业化风行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国字号一时小成之功。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韦迪，固非能顺应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周遭之思想、过去之传统、个人之阅历所困，而不能自拔。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能掀足球之改革、促足球之进步者寡矣，止于如是，固不能为韦迪一人咎也。

　　固吾曰，吾敬韦迪之胆魄，吾惜韦迪之见识，吾悲韦迪之所为。但此后有袭韦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韦者而自恕也。

　　(文仿梁启超之《李鸿章传》)　

　　□艾国永(本报体育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