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何振梁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从事体育工作，是“体育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体育”。1950年大学毕业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他作为技术干部，又在1952年底调到了当时从事军工生产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1954年底，何振梁被团中央借调前往维也纳，参加国际农村青年大会。在途经西伯利亚回来的火车上，他遇到了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的副司长张联华，并在火车上相处了一段日子。那时，国家体委刚建立不久，需要大量干部。张联华回国后通过荣高棠上报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贺龙写信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赵尔陆是贺龙的老部下，没二话，二机部同意放人。

　　“当时我片面地认为体育大部分时间就是蹦蹦跳跳，没多大政治意义。”何振梁回忆，刚接到调动通知时，他沮丧过一阵子，“那时人们对国家建设的概念就是直接的工业建设，我是在国防工业战线工作，政治意义多重大。”

　　何振梁最终以“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一切服从组织”说服了自己。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一辈子。1994年何振梁从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仍从事与体育有关的工作，包括两次参与申奥。经过毕生的工作实践，他体会到体育工作是人民永远需要、社会生活不可缺少、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