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息影

　　巅峰时期突然金盆洗手

　　“垄断是影视业倒退的罪魁祸首！”

　　纵观邓建国的“三起三落”，记者始终有一个疑问，为何邓建国会选在2002年事业高峰期突然退出影视界？为何自那一年之后，众多民营影视公司如中魔咒般纷纷没落？对此，邓建国一言以蔽之：“2002年是我的转型，也是影视界的转型，因为那一年电视台正式形成了统一购片联合体，也就是地域性垄断出台了。这是这些年影视界最大的倒退。”

　　统一购片究竟有多大威力，邓建国举例说，“拿北京为例，北京有三个台，上海有四个台，也就是说仅在北京、上海我就有七个售片点。由于各台之间存在竞争，他们往往在没有开拍之前就付预付款，所以我一点都不愁销路，拍片的热情度也很高。那时候我的成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开放的市场给了我们机会。”然而，一旦同一个地区各个电视台成为购片联合体，邓建国等影视制作人就从“面对几个竞相讨好的买家变成面对一个牛气冲天的买家”，“独家生意真的很难做。当时我卖《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五部时签的那个合同简直就是霸王条款：首先，你的买家只有一个，不卖拉倒；其次，买片价钱不写明，以前我们在北京卖片大概是六万到八万一集，人家还抢着要，但从2002年开始，顶多给两万；第三，不写明付款时间。他们很了解民营影视公司的心理，一部电视剧盈利的主要目标市场就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如果这些地方堵死了，你就没生路。”

　　除了赚钱越来越少，垄断还带来一个更要命的恶果，那就是电视台盗播剧集、拖欠制作公司款项：“现在电视台买片，款项长则可以拖四五年，短的拖两三年，至今我还被十几家电视台拖欠了好几百万元。以前只要有电视台拖欠款项，我们下次大可以不卖片给这个台，现在谁也不能得罪了，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市场。”

　　最近邓建国因《格格要出嫁》被盗播要状告央视，他的内心一直很矛盾，“我不想得罪央视，告了央视之后，我是否还能卖片给央视？《康熙微服私访记》最火那段时间多少电视台都在盗播，但最后都私底下和解了。但我实在不想再做缩头乌龟了，这是属于我的权益，我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地讨回来？”

　　对“联合购片”这一体制，邓建国深恶痛绝：“当影视圈在生产这一环节就把血脉切断时，整个影视生态也就被破坏了，没有制作公司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你哪来的广告收益？统一购片其实就是影视行业的倒退，也是这个行业繁荣昌盛的最大障碍！”

　　伤心离穗

　　回归影坛却在广东受挫

　　“　今天的广州已经不是我昔日认识的广州了。”

　　经商失意的邓建国，2004年曾忍不住寂寞重操旧业，那两年，他试图拍摄《俏黄蓉》、《星空》等影视剧，但最终这些剧集都未能成功面世。对此，邓建国只能收拾行李再度离开：“我真的不想离开广州，我对广州是很有感情的，1991年我带着1000元钱来广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广州人借了我500块钱让我生存了下来。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的那种包容、对外来人士的接纳，勤劳吃苦的精神，不张扬的个性让我深爱广州。当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的摇篮都是在广东，我觉得我来对地方了。但是，今天的广州已经不是我昔日认识的广州了。”

　　说起离穗细节，邓建国谈道：“一是广东审查机构的死板和官僚。广东影视审查机构某些人为因素给我制造了很多障碍。一部投资几百万的电影，因个别无伤大雅的镜头而被一些滥用职权的人抓来穷追猛打，最后导致影片流产，像《星空》被‘枪毙’的理由居然是有一个‘塑料枪’的镜头；而《俏黄蓉》则因出现了一个避孕套而被扼杀。这个官员的先生是写剧本的，她曾经兜售她先生的剧本，我没有接受，她就怀恨在心。二是广东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扶持已大不如从前，几年了，不仅对文化创意产业不闻不问，税率还越来越高。比如我拍一部戏投资一千多万元，按比例我要交100万元的税，但以前有成本抵算，我卖不出去这个税也就相应减免。现在的状况是，那部戏我们一分钱没赚，但仍然要交100万元的税，拍戏成了赔钱的买卖，我们这些影视制作人也就不敢轻易拍戏了。”为此，邓建国曾试图绕开广东，到其他省份拍摄、审核，“在其他省份进展特别顺利，当地政府不仅免税，还给我经费补助，但没想到某官员仍能找到那个省份的审片机构，并扬言要告他们，最后这部作品也因此夭折。”

　　邓建国认为浙江、新疆等地的影视发展环境倒显得无比宽松，“他们不仅鼓励影视制作者去当地发展，还送别墅、拨款补助，所以以前影视圈是以广东为中心，现在都分流到全国各地去了。”记者 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