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人王昕在上海音乐圈内是有名的“碟霸”。他收藏的7000多张爵士唱片，不但为众多乐迷所艳羡，也让他由此写出《爵士乐的一个世纪》、《村上春树音乐之旅》、《爵士名盘300》等数本音乐书籍。虽“阅”乐无数，但说起台湾民谣，王昕却说自己真正接触到这类音乐时，已是“台湾后民谣时代”。

　　“在我们那几届，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总会在毕业前聚会高歌，所有班级、所有人都在唱罗大佑，无一例外。”那一代的中国大学生，能把罗大佑写的上百首歌唱得烂熟，他们用罗大佑的歌来宣泄、审视或感动自己。对王昕来说，早在罗大佑之前，他便听过更老的台湾民谣，“但大多数都是大陆歌手翻唱过来的，并不知道那是台湾民谣。”因为喜欢罗大佑，王昕开始从他身上回溯台湾民谣的辉煌历史，一点一点，了解到台湾地下摇滚、台湾土著在台湾乐坛打拼的历史，以及3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台湾现代民歌运动。

　　台湾民歌运动之初，歌手胡德夫曾在中山堂举行民歌音乐会，经历过激情与梦想的他在多年后说：“一个时代要反省，需要民谣。”这句话王昕深为赞同，“民谣像一种武器。它反映着社会的文化、生活，以及一部分人的思维观念。跟摇滚乐一样，民谣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意识。”

　　但王昕并不赞成把摇滚、民谣、流行、爵士等音乐形式割裂开来看，“民谣承担社会责任，但并不是绝对的。像《橄榄树》这样的作品，你可以说它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人民对祖国思念的象征，也可以说那是一首哀伤的情歌。”在他看来，好的音乐，不论什么类型，“都是一种情感流露，对当下社会的勾勒。”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至今已30多年历史，其间有辉煌也有低谷。王昕认为，这场运动不但影响到华人音乐的水平，影响到台湾电影、文学的创作，也在今日的台湾流行乐坛留下深刻烙印。“当年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参与者们，现在都是台湾乐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担任着作词作曲、制作或唱片公司高层等职务，奠定了台湾乐坛近30年的整个走向。比如台湾早期的音乐人李建复曾唱过《龙的传人》，多年以后他又把这首歌交给他的侄儿王力宏去唱；比如当年的吴楚楚，后来成了‘飞碟’唱片公司老板；罗大佑对台湾乐坛的影响极其深远。”

　　提到民谣，很多人意象中的场景就是骑着自行车，安宁平静的画面，而民谣的歌词也多以恬静、忧伤为主，表达简单，情感浓烈。中国校园民谣代表人高晓松曾说：“如果在特别嘈杂喧嚣的环境里，恐怕很难做出好的民谣。”王昕却不同意这种说法：“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民谣。我们喜欢罗大佑，但80后或者90后的人可能很难体会那种价值观念和感受，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鸣。但他们能在听周杰伦的歌时产生共鸣，周杰伦就是他们这个时代的民谣歌手。”

　　“听民谣不一定非要静态的生活环境。以前的时代我们只有自行车，那是时代的选择。现在开着汽车，虽然喧闹，但我们照样也能听民谣。黄舒骏不是有首歌叫《什么年纪玩什么游戏》吗？一样的概念。”王昕不是怀旧之人，他听最前卫的世界民谣，听电声跟民谣的混合，也听范玮琪、张悬、陈绮贞、自然卷的歌。“时代在变，民谣也在变，它不是‘一个人抱一把吉他’的单纯形式，而是多元化的。”

　　说起周杰伦，王昕颇为赞赏：“你去听他的新歌《牛仔很忙》，那就是典型的美国乡村民谣风格，非常童谣化。30年之后，今天的80后们变为中年人，再回想起他们心中的民谣旋律，可能就是周杰伦。到那个时代听周杰伦，你会觉得是非常安静的。”(吴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