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两年，我们的车他们都认得了……”

　　其实他自己最近也有点心烦，工作室成立两年，猛料是抓到不少，但也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地带。

　　两组人马每天晚上都要盯到很晚，卓伟觉少，睡个把钟头就又生龙活虎，“但年轻人不行，早上都起不来”。也不敢不让他们休息，等人枯燥、盯人紧张、追人危险，“追车的时候出过两次车祸了，幸好副驾驶上都没坐人”。

　　他想再增加一组人马，这样三组三班倒，不至于太疲劳，也能够实现24小时都有人值守。这两年，由于他们盯得紧，明星们夜里都学乖了，有些聪明的主儿跟狗仔们打起了时间差，大早上起来约会，这感觉好比交警还没上岗，搞点违章违规的事儿少点心理负担。

　　其实说起来也就是添一辆车、一个摄影、一个司机的事儿，可工作室每个月两三万的开支，他们刚刚能够应付，再添人手实在是困难。

　　还想换车。工作室两辆车，在外面混了两年，圈中人也是口口相传，好多明星都记住了他们的车牌和车型。前些日子，他们跟拍徐帆，才跟出小区，徐帆的司机就下车了，拍拍他们的车门，“哥们儿，别跟了，今天就帆姐一人出去，真没什么好拍的。”

　　自打从娱乐记者正式转为“职业狗仔”，卓伟再没有上过电视，跟媒体接触也尽量要求不上自己和同事们的正面照片。他笑称他们是“明星最熟悉的陌生人”，没料到现在劳动工具被人家认准了，“唉，这帮明星越来越贼了，不换车是真不行！”

　　“困守孤城”也是他的烦恼所在，因为经费有限，他们不能像国外，乃至港台狗仔那样千里追踪，“每天只能绕着北京城转，这个季节正是拍摄旺季，各地都有剧组，但是我们出不去啊，着急！”

　　与本刊记者见面的头天晚上，他们到凌晨4点才收工。先是跟刘烨的外国女友，“说是要结婚了，跟着看看有什么好玩的？”结果在新光天地跟丢了。商场里瞎转又碰上梅婷，“跟一女的吃饭，拍了会儿，也没什么大意思。”

　　然后又去搜街，“撞上陈好了，她在那儿按摩，但是她出来的时候，光线暗，又有车，照片也没有拍到。”接着搜，“看到陈宝国的儿子，跟一个女的，后来又来了一帮人，也没什么劲，又走了。又撞上一帮体育明星去吃饭什么的，拍了些。然后又逛街，跟上成龙的儿子房祖名了，一直盯到快4点，他们还没有出来，一帮男的在一块，这事也没什么意思。”

　　收工后，他盘算了一下，这一晚上忙活，真正能发稿的可能也就是梅婷吃饭那条。“没什么大意思，但是我们也得维持个日常发稿啊。算一小条吧。”

　　枯燥、重复是他们的工作常态，偷拍到“顾长卫夜会情人”那样的惊险夜袭可遇而不可求。“我们做出来的新闻，只是日常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有的时候连盯四五天，都不出活儿。”

　　去年，工作室走了两个小孩，他们手把手带出来的。明星住哪儿、开什么车，常去哪里厮混，这些都是他们一点一点累积的宝贵资源。有的时候，跟一个人不为别的，就为知道他住哪儿。

　　俩小孩干了一年，把资源带走了，他也没说啥，因为实在也没啥好说的，“在我这儿干得那么辛苦，一个月就几千块钱。去人家那儿，钱能多挣，还给上三险一金，凭什么不让人家走啊！在一起工作就是缘分，都不容易……”

　　队伍不好带，他随时有心理准备手底下再走人，“比如说人家很有实力的，来跟我们这儿小孩说一句，‘别跟他干了，跟我来干吧。’就走了嘛。”

　　“我这个人不爱出头，不想当这个出头鸟，什么第一狗仔什么的，其实是一些事儿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来了，没有别人干啊，只能顺着这个头干下去了。但既然做了这个，照我们天津人的老话说，我就认命！”

　　他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从文化记者到娱乐记者，再到狗仔，乃至组建狗仔队的转变。他视之为一种“进化”，狗仔于他而言，绝无不雅和蔑视，反而是专业装备和职业精神的完美结合。

　　“没错，我们就是狗仔，我听到人家叫我狗仔，心里很坦然，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称谓不高兴过。偷拍的确是我们完成工作的最好方式，我们状态就是潜伏、跟踪、偷拍、调查。”

　　卓伟的搭档冯科2003年为了偷拍《功夫》剧组的工作照，爬进草丛，手被道具玻璃割破了，鲜血长流，他脱下袜子把伤口勒起来，接着拍。

　　天津腔始终改不掉的卓伟，每遇险境，也常自叹，“我这是为嘛呢！”

　　他在圈中有一个笑谈，也是一个美谈。说的是他在上海挨家挨户敲门，寻访影星黄奕老宅的事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她们家老房子的门牌号码，当时她们老师说大概是XX胡同1000多号，我就挨家挨户问，问到第八百多号，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