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蝴蝶》有40多处修改意见，我当时拒绝修改，可为了公映我所做的努力，让我精疲力尽。我有点害怕再来一次，把50%的精力用来怎么通过影检，怎么拿到放映许可证。这样我就拍不出电影了。

　　我只是一直在找，如何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做想做的电影。

　　《紫蝴蝶》的问题跟当时的状况有关，那时整个电影局对于独立制作影片的态度是排斥的。到现在已经是完全接受了。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私营公司可以做电影，不需要厂标，这是一步步过来的。

　　虽然地下电影很多问题，但它推动了整个中国电影的改革。1993年有了第一部独立电影，直到10年后——2003年11月，在电影学院，电影局才与电影人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真正地坐下来坦诚地说怎么解决问题。一边坐着我们几个，也有贾樟柯，一边是电影局的。

　　当时大家特别严肃，但对话的气氛非常好。最后我们签了4项主张，4项主张里包括：一个是分级制；一个是没有通过的电影没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放；一个是保护民族电影；一个就是在分级制出台前的审片公开化。在当时看来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做法。

　　可现在是往回走的。2003年我们讨论分级制，现在我们又开始说，不要使用64条(注：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64条，即娄烨受罚的条例依据：个人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电影片的制片、进口、发行业务，或者擅自举办中外电影展、国际电影节或者擅自提供电影片参加境外电影、电影节的，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但是情况就是——我是个对话失败者。

　　我记得当时对话时我说过，对于独立制作，希望电影局让它自生自灭。它有办法找到资金去拍片去卖片，得不到投资，得不到观众的支持，卖不出去，也就拍不了电影。你再让导演自己决定想做什么，而不是别人替他决定。应该这么捋顺一个行业法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娄烨：我希望可以提前解禁，让我融资，正常地拍电影。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明天解禁，我马上就去电影局送剧本、修改、听意见，再改，直到通过。我愿意。这比被禁好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取消了影检，就万事大吉了吗？

　　娄烨：如果现在突然说分级了，什么都可以拍了，大家欢呼一下。可是那样的话，5年之后，才能看到不再受到影检影响的自由的电影。等这批电影到市场去检验，又得5年。市场反馈到导演创作，又得5年。这样15年就过去了。

　　这是韩国的例子，是最快的速度。现在是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等这一天。真的等到这一天，你再看这一批导演，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电影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

　　娄烨：实际上，中国电影人现在是面对两边开战，一面是影检体制，一面是市场体制。要两边都成功，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今天中国导演要面对的，这两个就占据他工作内容的80%。怎么可能出好电影？

　　任何一个中国的投资人都会问这两个问题。电影人面对这俩问题，要想出特别复杂的策略。而这些工作与电影艺术是相悖的。

　　我觉得，对于年轻导演，先别想电影能否通过、能不能赚钱、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进电影节，先问自己想拍什么？这是导演工作开始的最基础。现在大家都反过来了，先想什么样的电影可以通过、可以卖钱、可以去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