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0万美元，6个中国新锐导演，拍摄6部纪录片。国际著名的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中国“新锐导演计划”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四届，对中国一大批年轻导演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在中国纪录片市场处于被动状态时，西方公司早已开始主动储备资源，并为这些中国“新锐”打上“Discovery制造”的标记。

　　第四届Discovery中国“新锐导演计划”首映仪式前日亮相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的中外纪录片交易平台，大会邀请到9个国家的17个纪录片播放机构和购买集团采买国内纪录片，其中不乏国家地理、Discovery、日本NHK、英国BBC等“大鳄”级机构。但一些独立制片人向记者诉苦：“问的人多，真正购买的人很少。”央视纪录片栏目《纪事》制片人刘鸿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一般只播放本台制作的片子，没有购买意愿。”在狭窄的销售渠道下，纪录片一直被认为是“不赚钱”的活。

　　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的Discovery，为了推广品牌在中国举办新锐导演计划，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方解释说此举是“希望发掘中国纪录片的新秀导演，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但在记者看来，Discovery一年投资20万美元，选出来的6个新锐导演一年内拍的片子由Discovery资助，片子最后的剪辑权和版权属于Discovery，说白了，就是每年出20万美元找6个导演“义务”拍6部纪录片。

　　在国内市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Discovery还让国内纪录片导演能“与世界接轨”。“轨”就是国家地理、Discovery制定的行业标准。本届新锐导演余琼告诉记者，参与此次活动最大的收益就是“学会了如何‘跳出来’把本土特色用全球化的标准展现出来”。记者还发现学术上的收获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收益。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新一届Discovery学徒刚刚产生，往届师兄已经开始兜售创意和产品。2004届“新锐”朱春光正在和加拿大一电视台探讨合作拍摄多集纪录片《雄伟的长江》，“到了那里才发现纪录片的市场那么广阔。”朱春光强调了Discovery作为跳板的重要性。新一届的导演们也感受到了Discovery的品牌效应带来的收益，本届的导演袁博告诉记者：“自从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的纪录片工作室吸引了不少买家和合作者。”

　　让中国导演来拍摄中国的故事，Discovery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很多导演开始有意地向Discovery的口味靠近。这样按照外国人标准定制出的中国纪录片很容易引起“民族保护”争议。据了解，Discovery选拔出导演后，会对他们进行培训，全程参与拍摄过程，细致到每个分镜头的运用。对此，本届新锐导演余琼认为，Discovery的介入确实会削弱本土纪录片的民族独特性，但它也是有效传播本土文化的最好手段。Discovery标准化叙事方法和制作流程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提供大家都能领会的信息。导演袁博也解释称两者的不同只在于技巧和形式，不涉及思维意识，“Discovery在技术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创意是我的，导演的发展余地很大，即使在拍摄过程中产生分歧，也是可以探讨的，甚至于可以两种意见都来一遍，让效果来说话。”

　　刘鸿彦也认为，Discovery那种商业化、娱乐化的观念，与我们国人心目中担负着社会责任和艺术理想的纪录片是有区别的。Discovery为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舞台，但很难说对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会有多少作用。所以对中国纪录片来说，想要到达成功的彼岸，光靠热情或是依赖Discovery这样的制作机构远远不够。刘鸿彦说：“对中国的纪录片制片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和开阔的思维。然后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自己身边的生活，任何受到指示和授意的纪录片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李云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