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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6日,弟弟送我上船。船在海上行走了7天,最后停靠在广州三元里。那时是在冬天,中国也正处最困难时期,我一下就领略到了严冬的寒冷。
每个回国的华侨都遇到超出自己想象的困难,而我更困难的是如何将情况告诉远在印尼的亲人,这让我我很纠结、很矛盾。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国内,我当然渴望父母兄弟姐妹都能回来,一家人在一起,那该有多好。但他们一旦来了,又怎么能经受住国内那样的困难呢?
眼见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最后我只能把现实的处境详细告诉他们,并劝他们最好暂时不要回来。
42年过去了,这封信的事还一直记在心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迅速,老百姓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到远在印尼的亲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过着好日子。
可是,到了村里看,却让我感到惊讶。本来就不是很大的村庄,现在变得更冷清,留在的就只有一些老人;原来机器轰鸣的矿区,现在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偶尔只有几个人用最原始的办法在掏矿砂;到了晚上,这里依然没有电,照亮小村最多的还是月亮和星星。
……
人生的选择,真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
本以为,不让家人吃苦,但他们也没有多少幸福;本以为,人生是一趟单程路,可离开村庄越久,就越想回来;本以为,和家人离别只是暂时的,但一别就是42年,这42年里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甚至只能在母亲去世一年后,才回到她的身边,而此时已是阴阳两隔,每天以泪洗面,心里的话只能对着自己说。
老房子显得空空荡荡,厅堂中只摆着父母的照片。此时,我知道大哥心里在想什么:他和其他村里的老人一样,没有等待,而是在陪伴,大哥陪伴着父母,陪伴着这越来越老的村庄。
离开的时候,从大哥哀伤的眼里看出他在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到新吧力?我轻轻地在他耳边说:“我会再回来。”
其实,这也是在对我自己说。
周盛文,男,现年77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华侨塑料厂。(周盛文/口述 邓金花/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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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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