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老华工的遭遇：当“猪仔”挨饿无自由

　　历史学家把1789年定为中国人移居夏威夷的最早年份，1939年、1989年，夏威夷的中国侨民曾经举行过纪念华人在檀150周年和2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夏威夷的华人中，来自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人最多，他们在檀香山自称为“本地人”。 1850年，有71名中国人在夏威夷，大多是来自香山县的商人。他们把丝绸、家具、瓷器、杂货运往檀香山销售后，收购当地的檀香、木耳和各式土货运回中国销售，也有数人开始独立经营小型的制糖作坊。

　　十九世纪初，夏威夷已有很茂盛的野生蔗丛，1802年有中国人在此设榨糖厂，后来糖业为有政治背景和雄厚资金的白人控制，华人在糖业成功者仅有香山人陈芳一人而已。

　　随着制糖业的发展，甘蔗从野生逐步走向人工种植，到了1838年夏威夷已向美国出口食糖和糖浆。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甘蔗种植园都严重缺乏劳动力。1850年8月21日，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成立，负责引进华工。1852年1月3日和8月2日，两批华工195人和98人先后到达檀香山。中国华工安份守己、能干热情、勤俭耐劳、因而受到欢迎。此后12年中，进入夏威夷的中国华工有410人。

　　1876年，夏威夷王国与美国签定互惠条约，夏威夷的糖免税进入美国，制糖的高额利润，使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夏威夷。1876年以后，中国移民以两年一千人左右的速度增加，1876年1283人，1884年在夏威夷的华侨已达18254人，而记录在案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只有116人，这116人都是日本人。从1876年到1899年的23年中，华人已达54095人。香山人陈芳、程利、程名桂、孙眉等也曾回香山招募华工。

　　其时在檀香山的华工，劳动条件、生活待遇、政治权利都比其他地区劳工好，工人也比较自由，华工出洋前不需订立契约。1877年，粤督刘坤一听说有人在香山县地方设立猪仔馆，贩人前往檀香山，即令查封，并逮捕“人贩头目”。后经查明，均系亲友“带乡人前往檀香山谋生，并无拐卖猪仔之事”，因而予释放。1879年，刘坤一再查问招商局，亦称无拐卖凌辱的事情发生。

　　但随着招工人数的增多，冒充“自备川资”的拐卖现象时有出现，鞭苔工人等刑罚相当残酷。1897年4月，夏威夷李林种植园因虐待华工发生暴动事件，一名华工被当场打死，15名华工被逮捕。据1897年12月31日报告，在夏威夷383名华工中，回国者有109人，擅离职守逃亡者173人，死亡101人，死亡的多是因病死亡，有两人死于非命，一个是在骚乱中被监工枪杀，另一个是被监工活活掐死。

　　尽管1884年夏威夷的法律规定，雇主不得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但1891年夏威夷移民局的报告，很多种植园主都有克扣工人工资，不仅不及时报告，反而乱扣，把扣款据为已有。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15元，但扣除路费1.25元，还要扣3.75元给政府，0.5元给雇主，剩下的9.5元除了7元饭钱，2.5元烟草钱，就分文不剩了。

　　1897年，香山县人郑进禄和新会县人汤心海、李东号等600多名华工卖身从香港运到考爱岛(kauai)，在那里砍山林，开辟农场，种甘蔗、水稻。每天干重活14个小时，还要被工头鞭打，每天不是有人被毒蛇咬死，就是有人死在工头的皮鞭下。600多名华工除十多个华工逃亡不知下落，剩下只有郑进禄、李东号、汤心海等9个人，其余的全被折磨死了。直到1950年，园主见他们“老而不死“，只吃饭不能“榨油”了，就通知檀香山华商总会送他们回中国。华商会发动捐款，为他们筹了旅费，买了三张票给郑进禄三人。三人从考爱岛被警察押着，坐飞机到檀香山，又从飞机场用汽车载到移民局监狱里，等候轮船。最后用汽车送到码头，推进“威尔逊总统号”的大舱里。三个老华工的口袋里共有48元美金，是华商会募捐来的。这就是53年“猪仔”的代价。

　　著名画家司徒乔从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途经檀香山时，遇到了船上增添的这三名旅客，他们的年纪都已在70岁以上，身板宽，腰背曲，脚板大，一双粗糙的大手像块大葵叶。初时见他们整天紧闭双唇，呆坐在甲板上，活像三尊深棕色的石雕像。当中一位完全聋了，一位瞎了一只眼，剩下的一位不聋不瞎的，说话却结结巴巴，同船半个月，司徒乔才把他们的身世弄明白。

　　1897年，郑进禄等与其他“猪仔”一起，坐了49天的船，被运到考爱岛，从此就被囚困在考爱岛上。那时的考爱岛，餮蚊成群，毒蛇满山，但工头却使尽了各种办法折磨“猪仔”。

　　在“猪仔”卖身期间，一点自由都没有，每天从早上4点开工，到下午6点钟才收工，天气热，“猪仔”们光着身体在烈日下工作，常常昏倒，工头说是“偷懒”，用水浇醒，用皮鞭抽打。郑进禄他们每天除了两餐粗饭外，每人只得年薪8美元。园主在岛上开了铺子，但东西贵得出奇，一根针就要10天左右的工钱，明知讹诈，也无法摆脱。卖身契约期满，园主对华工说：“你们开荒吧，收获归你们，但你们的收获要卖给我。我给你们农具、伙食费，等你们赚了钱再还给我！”

　　郑进禄他们起早摸黑开荒，到快下种时，园主来了，叫华工种甘蔗，收获全由园主包销。收获了，园主来了，收蔗、过秤、作价、算账。结果，郑进禄他们不但得不到甘蔗的款，还欠下园主一笔账。原来，他们生活上吃的，用的，都是向园主借的，连喝的淡水都是向园主买的，而甘蔗的价钱只比淡水价钱高一点点，农具却比用银子打成的更贵。郑进禄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落得两手空空。园主又说，以后你们就为我种蔗吧，我一年给你10美元的工资。在这天涯海角，有别的路可走吗？

　　走投无路的“猪仔”们设法逃走，考爱岛四周大海茫茫，会泅水的人，抱着木头跳进大海，浮游而去，有被偶然经过的商船搭救，有游到筋疲力尽沉下海底，有被工头发现捉回活活打死。

　　有5个华工曾经把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打死，园主把他们5个人拿去抵命，李东号等人用石头砌了一个“五祖庙”纪念他们。李东号说，每个临死的“猪仔”都会嘱咐未死的同伴，让他们回唐山时，把自己的骨头带回家乡埋葬，但答应了的同伴不几天也死去了。谁的骨头也没有带回过。人死了，大家在一个小山头挖了个坑，起名叫“望乡台”，埋了，算了。

　　汤心海用四邑话诉说了被拐卖的经过：53年前，他还是20岁的小青年，家里有老母亲，但一年到头没几餐饱饭，听说“到金山发财”，虽不全信，但也想去碰碰运气。出洋前母亲为他娶了妻子，成婚第17天就要离开，新娘不愿他离去，但没办法，因为娶妻的钱要他当12年“猪仔”才够偿还。

　　华工们要5年省吃俭用才能积到二三拾美元，每托工头或商人汇回家，有被吞没了，有的寄回家，回信被扣留了，使与家人长期失去联系，汤心海在向司徒乔诉说时还说：“53年了，还不知道当年的新娘还在不在人世？”

　　当年600名“猪仔”被分坐3条帆船出海。“猪仔”被赶到舱底，盖上木板，舱窄热闷，日间“猪仔”屈膝而坐，夜间大家架足而眠。风浪把人颠得东歪西倒，晕船呕吐，加上满地粪便，臭气熏天，不少人病倒了，中途便死去十多人，汤心海的兄弟汤发木患了痢疾，还未断气就被扔进海里去了。

　　当他们断断续续地诉说苦难遭遇时，同船的中国同胞无不感慨万千。在海外飘零饱经欺凌的司徒乔无比愤慨，太平洋上浪大如山，画家在摇摆不止的船，用素描记下了他们的形象。司徒乔是开平人，他曾为孙中山、鲁迅、冯玉祥以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绘过肖像。这幅题为“三位老华工”的画作也成为传世佳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事侨务工作，从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一书中读到了这一段中山华侨苦难史，心酸得久久不能舒怀。老一辈的华侨大多数为出卖劳动力的穷苦华侨，作为侨务工作，就更应该懂得爱侨护侨。

　　我走村访户，希望在郑氏较多的村落中寻找郑进禄的下落。在张家边的濠头村，我访问过郑光辉老人，他是侨联工作的积极分子，曾当过全国侨联先进工作者。我把这故事告诉他，他说，50年代初，村子里曾有过这么一个人……我总算能把悲酸埋在心底里，郑进禄真的落叶归根了，他比“望乡台”上的华工幸运。

　　这是我30年前的笔记，谨此献给侨刊。记住这段历史，我想，是有益的。（陈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