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2010侨界贡献奖获得者洪永淼:要做就做得最好

　　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成为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5年前，他拥有了另一个身份：中国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他常说：要做就做得最好。

　　国际化学院

　　“要做就做得最好。”这个理念深深植根于洪永淼(如图)的思想深处。他求学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经济系办学40年便在美国大学的经济学科中名列前茅，2003年两位教授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UCSD的办学理念便是“不是最好的不做。”洪永淼把这种理念带到了厦门大学。

　　2005年，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为基础、依托于“985工程”二期项目的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成立，洪永淼受聘为首任院长。“国际化是WISE的鲜明特色，”洪永淼说，“我们几乎所有的课程都用英文授课，用英文原版教材。经济学硕士生的课程是按照美国排名前20名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课程来设置。我们的教师大部分是从海外名校聘回来的，不仅有华人，还有澳大利亚人、美国人。”

　　走马上任后，洪永淼还充分利用自己及同事的学术影响力和在海外的学术联系，促进WISE的国际学术交流。“国际性会议是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对话的有效载体。”洪永淼说。短短几年时间里，WISE已经举办了100多场经济学前沿学术讲座，组织了近20多场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拉克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顶尖经济学家参加会议。WISE的老师也经常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WISE还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德国洪堡大学等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WISE的国际化办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从WISE走出的学生中已经有人拿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职位，还有人受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谈起这个，洪永淼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骄傲。

　　开始不容易

　　创建WISE的时候，洪永淼早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与厦门大学解不开的情缘把他带了回来。

　　厦门是洪永淼的家乡，厦门大学则是他的母校。他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拿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硕士学位。母校对他的关怀让他难以忘怀。2002年，洪永淼父亲病重，厦门大学的领导主动帮忙联系医院。一年后洪父去世，他们又帮忙料理后事。这份情谊让洪永淼铭记在心。

　　2004年，当时的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专程到北京与当时在清华大学任特聘教授的洪永淼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次我们谈了3个小时，从晚上10时谈到了凌晨1时。”洪永淼当然记得那次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长谈，“校长希望我能回厦大，并承诺会在政策资源上给予最大支持。说实话，当时我很犹豫，厦大经济学能不能做到全国最好我心里没底。不过，校长所做的一切让我很感动，我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校长是怎么打消洪永淼的顾虑呢？那时“985”二期项目启动，厦大经济学科获得了2000万元的经费，校长把这笔资源集中起来，创立了WISE。

　　“研究院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就连秘书对外联系我都要手把手地教。”洪永淼常常要亲自修改对外邀请函，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至于重要信函，他则亲手拟定，“小事不能含糊，一旦出错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学术环境中熏陶了20多年的洪永淼注意到了厦门大学一些细节并相应地做出了改变。“2005年的一天晚上，我和校长去经济学院，发现整个经济楼黑灯瞎火的。”洪永淼说，“老师通常上完课就离开，这妨碍了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洪永淼引入了西式的teatime(喝茶时间)：从2006年春开始，WISE有了每隔一周的喝茶时间，师生会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成了厦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变化就是这么一点点发生的。

　　得失寸心知

　　“在国内的工作，有时候一点小的变化就可以有很大的效果。”洪永淼很享受这种成就感，“比如，厦大研究生的课一周上一次，一次3小时。我按照美国的方式，改成了一周两次课，一次一个半小时。一个学期后，一位教《微观经济学》的老师告诉我，他多备了1/3的课。这就是变化。”正是在这样一点点的变化中，WISE走得越来越好。

　　不过，有得必然有失。

　　洪永淼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应聘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因为学术成果突出，1998年他获得了终身副教授职位，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两年。2001年，他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康奈尔大学校长在洪永淼获得正教授的贺信里面特别提到，他在该校教授职称晋升速度如此之快，实不多见。

　　事实上，洪永淼的学术之路走得可谓风生水起。2007年，国际权威计量经济学期刊Econometric Theory正式发布“世界计量经济学家排名：1989-2005”。这次排名共统计了世界16个权威学术期刊在1989—2005年期间所发表的理论计量经济学论文，洪永淼在1995-2005和2000-2005期间均名列第7位。

　　可以说，洪永淼在学术研究上本来会走得更远。“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为了保证WISE运转正常，洪永淼每年有一半时间呆在国内，这意味着他没办法在美国申请更多研究资金。即便人在美国，洪永淼也要照常“上班”，只不过由于时差原因(中国与美国东部时差12个小时)，他上的是“夜班”。他每天通过QQ工作群等方式与WISE的工作人员时刻保持联系。为此，他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原来我以为把整个框架建立起来就可以回去做我的学术研究，结果发现不行，许多事情一做起来整个人就被绑住了。我在行政方面投入的时间多了，在学术方面的投入自然就少了。”洪永淼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或许，做事业的人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是看着WISE日益茁壮地成长，相信洪永淼也必定会觉得欣慰。(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