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师四镇的艰难处境

　　史可法一直采取务实的作风。他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忍辱负重地离开京师，到前线指挥并调解军队上的冲突，这种迎难而上、以国事为第一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史可法虽出任督师，名义上有指挥四镇的全权，但实际上四镇各自拥兵自重，史可法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四镇分别由四名将领统帅，现简单介绍一下四人的情况。

　　黄得功，绰号“黄闯子”，开原卫人，出身行伍，胆略过人，以军功不断升迁，出任总兵官，加太子太师。祟祯十五年，以五千骑兵，打败张献忠起义军，名声更着。崇祯十七年，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弘光政权建立后，黄得功因拥立新皇帝有功，进封为靖南侯。

　　高杰，绰号“翻山鹞”，陕西米脂人，凶猛好色，原为李自成部将，因与李自成妻子刑氏私通，率部归降明政府。其部下骁勇善战，只听高杰的命令，所以虽归明朝，但实际上仍为私人部队。高杰率领部下，多次参加对起义军的追剿，立功，升任总兵。李自成军队渡河东征时，明朝许多武将归附，高杰因与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陕西逃往山东，继而南下，派使者重贿凤阳总督马士英。马士英知高杰兵马强壮，令其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此后，由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高杰俨然成为拥立朱由崧成就帝业的元勋，列于四镇，被封兴平伯，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

　　刘良佐，绰号“花马刘”，北直隶人，“不知书，贪财物，好妇女，为气使酒，无良将风”(陈贞慧：《过江七事》)，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起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明亡，刘良佐受凤阳总督马士英之邀，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受到临淮民众的强烈反抗，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弘光政权成立，刘良佐也因拥立新皇帝有功，加官进爵，封为广昌伯，俨然成为“天子门生”，桀骜不驯。

　　刘泽清，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将略无所长，惟货利声色之是好；赂贻权贵，招纳宾客”。他初为辽东卫守备，积功至总兵官，加左都督，进太子太师，久镇山东。崇祯末年，大顺军进逼北京，崇祯帝命刘泽青率部火速入卫京师，刘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刘泽清望风而逃，率部南下，到达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时，刘泽清起初拥立潞王，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随风倒，加入了拥立福王的政治投机当中，被册封为东平伯，管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他还蔑视文臣，干预政事，狂悖地对弘光皇帝说：“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宜束之高阁。”(陈贞慧：《过江七事》)他还与马士英相表里，逼迫史可法离开南京。关于刘泽清的品行，《明史》有这样的记载：

　　“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幕中蓄两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瓯中，瓯可容三升许，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狰狞甚，客战掉，逡巡不敢取。泽清笑曰：“君怖耶？”命取囚扑死阶下，剜其脑及心肝，置瓯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饮酹，颜色自若。其凶忍多此类。”

　　史可法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凶残悍将。

　　四人原受马士英直接管辖，并与马士英一起拥立福王，成就“功业”，所以即便史可法出为督师，但四人仍为马士英的“私党”。史可法从大局考虑，最先提出设立“四镇”，虽也起到一定的笼络作用，但客观上授予四人无法制约的权力，使他们可以挟制朝廷。不仅如此，他们与地方上的冲突也迅速加剧。

　　史可法离开南京时，黄得功、刘泽清、高杰正争抢着想要驻扎富庶的扬州。高杰先至，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城的百姓见高杰的军队在附近大杀掠，尸体横野，十分恐惧，他们封闭城门，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下令攻城，扬州军民予以坚决反抗，高军久攻不下。扬州进士郑元勋想要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但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将其剁成肉酱。形势更加危急。刘泽清也不闲着，率部大掠淮上。刘良佐则与地方官绅发生冲突，士民张羽民等人不肯接纳刘良佐在临淮开镇，双方互相弹劾。史可法受命前往调解，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均听命，起码在表面上接受了史可法的指挥，形势缓和下来。而对高杰的劝解还要费很大的周折。

　　史可法选择扬州为驻节之所，未抵达前就发下誓言，不解决高杰引起的纷争，绝不进城。所以，他首先前往高杰军营。高杰早知史可法威名，略有收敛。在史可法到来的前一天晚上，高杰命人连夜挖坑，将暴露在田野的尸体掩埋。二人相见，表面上自然非常客气，但高杰看到史可法随身所带的三百川兵，十分警惕。史可法一心想着以诚信、忠义感化高杰，因此马上将二百川兵分给高杰，但高杰心中有鬼，对史可法仍处处提防，“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李清《南渡录》卷一)。史可法在高杰的军营呆了一月有余，实际上被高杰控制着，双方展开了心理战，互有了解，最后，史可法上疏，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高杰大喜，率兵撤离扬州。扬州之围解，史可法这才开府扬州。

　　史可法的进取一再受阻

　　稍稍稳定，史可法马上着眼全局，请皇帝下诏书，慰问山东、河北的军心和民心。又开设礼贤馆，招纳四方才智，以监纪推官应廷吉统领其事。接着，又出巡淮安，巡视刘泽清的部队。返回扬州后，向朝廷要军饷，作为进取的资本。但马士英处处制约史可法，故意不发军饷。史可法再次上疏力争，得到的只是朝廷口头上的赞许。史可法一方面继续与朝廷交涉，另一方面利用四镇军队相互间的矛盾进行制约。

　　史可法考虑到高杰部的跋扈，没让黄得功继续驻扎庐州，而是让他率部驻扎距瓜州不远的真州(仪真)，以暗中牵制。这本是不得已的制衡策略，但高杰与黄得功本来就有矛盾，如此一来，二人更加敌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一日，黄得功率三百骑兵前往高邮，行至仪真土桥，刚要休息造饭，不料高杰在此埋下伏兵，袭击黄得功。一时间，飞矢雨集，黄得功部属多被射死，幸存者也被伏兵围住，一个个被砍被杀。黄得功精通武艺，异常勇猛，他骑上战马，“哮声如雷”，竟然突出重围，保全性命。黄得功所率三百军兵则全部丧失。与此同时，高杰还另遣千人袭击黄得功在仪真的本部，幸亏仪真守将拼死抵御，高杰才未能得逞。黄得功得知全部内情后，对高杰恨之入骨，发誓要与高杰决战。

　　四镇当中，以高杰、黄得功的军队最为强大，如果此二军内斗，势必产生无法收拾的后果。史可法心急如焚，再次担当起调解的任务。但二人仇恨如此之深，又怎是可以轻易调解得了的。为此，史可法所费的心机，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只要读者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可知其中的难度。但史可法最终还是调解成功，并因此为自己赢得一次难得的转机。

　　为解决矛盾，史可法先派监军万元吉找黄得功，以国家危急为由，设法劝解黄得功。接着，黄得功的母亲正好去世，史可法借机亲自前往吊唁，以情感打动黄得功，并一再指出高杰的不义，然后又给黄得功戴上“收名于天下”的高帽，使黄得功最终怒气消减。最后，史可法又派人劝高杰赔偿黄得功三百匹马。高杰听命，但赔偿的多是羸弱之马。黄得功自然非常生气。史可法自出三千金代高杰赔偿黄得功，又令高杰花拿出千金给黄得功。黄得功终于答应和好。此事，曲在高杰，史可法百般调剂，对弘光政权而言，延长了整个政权的寿命；对高杰而言，也免去了一场兵祸。且从这件事上，高杰等人看到史可法一心为公的可贵品德，敌视之意转为佩服之情，倒是驯服了不少，对部属也多了些约束。

　　不仅如此，高杰甚至在史可法精神的感召下，决定率部北征，迈出弘光政权难得的进取之举。史可法因此喜出望外，全力支持，调黄得功、刘泽清二部予以策应。但黄得功因与高杰有恩怨，最终不愿意协助高杰。史可法只好另派刘良佐前往徐州，声援高杰。

　　此时，李自成已败走陕西，山东等许多地方的汉人武装均希望得到南明政权的支持。局面对弘光政权非常有力，只要朝廷派人北上招抚，则民心所向，力量将会迅速增强。这是史可法可以预料的，但由于马士英等人的阻挠，史可法受到种种阻挠。

　　当时有人将史可法称作岳飞。其实，史可法根本没有岳飞那样的军队。而即便岳飞兵强将广，最终因受奸臣阻挠，无法北伐成功，何况史可法？

　　而史可法一片进取之心则是任何人无法抹灭的。他借出兵讨伐李自成军队为由，图谋的是北上进取的大策。为此，他请求朝廷颁布讨贼诏书。

　　其实，史可法内心深处已感觉到自己的可悲，所以每次写完奏折，总要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当清军已南下邳、宿，史可法派人向朝廷报告的时候，马士英仍然认为这是史可法想要牟取自己的功劳，故意搁置不理。

　　更可悲的是，好不容易，高杰率兵北上，使史可法产生一线希望的时候，祸事却接踵而来。高杰到达睢州后，轻信总兵许定国，赴宴。而许定国表面恭敬，选出姿色好的多名妓女陪侍高杰，并为高杰所带的士兵，每一人找二名妓女陪睡。等高杰和他的手下均醉倒后，突闻喊杀声起，想要起来，根本无法动弹，每一人均为两名妓女按住，无法脱身。最后，弘光政权唯一一个北上的大将，就这样窝囊地死去。

　　史可法听到高杰死去的消息，只能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

　　竭忠尽智而难有作为

　　高杰死后，北上进取的事情更加如海上蜃楼，变得非常不现实了。史可法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尽一切可能调解南方的乱局，以求南朝的安全。

　　许多事实证明，尽管马士英处处为难史可法，但史可法仍委曲求全，以大局为重，不与马士英为敌。

　　史可法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随着清军的不断强大，南方的危机越来越迫近，在这种情况下，南明政权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有所转机。这是史可法最根本的思想。因此，他对起用阮大铖之事，有这样的建议：“欲用大铖者以才，争大铖者以逆案也。大铖即可用，何必罪争者；即不可用，当采群议。何至以一人坏天下大计乎。”(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意思就是：即便阮大铖再有能耐，但因他一人而使朝廷大臣纷纷引退，使整个朝政为此混乱，则是万不可取的。史可法这样的建议自然不会被采纳，反而被视为排挤阮大铖的证据。

　　许多史家对史可法的能力有所置疑，但对他的人品信义则是公认的。然而，以他这样一位视忠义为做人第一原则的人，对曾经投降过李自成现在又转而南下的原明朝官吏，却有着非常务实的观点：

　　宜摘罪状显著者，重惩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辱，皆当姑置不问；其逃避北方、徘徊后至者，许戴罪讨贼，赴臣军前效用。(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

　　由上可见，无论什么时候，史可法总是以国家大计为重的。

　　为国家大计，他可以忍辱负重地不当首辅；为国家大计，他可以重用像高杰那样的好色凶猛之徒；为国家大计，他可以不顾生死来往于强兵悍卒之间；为国家大计，他可以不顾自己视为最重的名誉……种种事实证明，史可法是一个务实的开明的政治家。

　　只是，无论如何，史可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有大的作为。换了任何人，恐怕都无回天之力了。 (张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