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学者、潮州学倡导者饶宗颐先生，是世界上侨批文化研究之首倡者。他在半个世纪前总纂《潮州志》时，便高瞻远瞩、慧眼卓识地别开旧志之生面，特地从《潮州志•实业志•商业》中首辟《侨批业》条目，对侨批的“起源、沿革、业务、同业商号”作了全面的秉述，为后来的研究者辟开一条学术的新路。

　　作为一种行业，侨批是出国谋生的潮人，寄回唐山(家乡)赡养胞亲和禀报平安的一种“银信合封”，即所谓“汇款家书联襟”的民间寄汇；作为一种文化，侨批却是一种以金融流变为内核，以人文递播为外象，以心心交感为纽带，以商业贸易为载体的综合性、流动型文化形态。

　　笔者认为，倘若运用“文化多层次说”的理论，对侨批——这一发生于东南亚，递达于故土为海内外潮人共同创造的，可谓潮汕文化仅有的特殊文化形态，来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剖析，那么，人们将会发现，侨批是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智”潜能的优化组合、“商”思想的灵活实用。

　　侨批源于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就。所谓“根”意识，就是指潮人对自己生身之本，母亲与地域，从心态上的“叶落归根”的感情认同。所谓特殊递就，就是指在这一不可逆转的、坚固的感情认同的基础上，在远居异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把强烈的“去国怀乡”的思绪，化作为发生，递变为创造。

　　首先，从“批”字的“俗”、“典”问题谈起。侨史界向来认为，批是一种俗称，不是典称。因为，在“侨批”一词尚未出现之前，粤东、闽南民间已经习惯把旅居海外的潮人，从东南亚委托水客带来的“银、信”函件称之为“批”，如“家批”、“银批”、“番批”、“洋批”；出国后头一次寄回唐山家的函称“平安批”；复函称“回批”等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观点得到官方文书的法定确认：“民国二十三年，南京邮政总署，以批字不典，改侨批局为侨汇庄。”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认识极其肤浅的表现。据笔者浅识，批字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早在唐宋乃至唐宋以前，批字就已经由俗入典了。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补》卷三《什志》中就讲得十分清楚：“前世风俗，卑者致书所尊，但批纸尾”。再，唐诗名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话报平安。”这两句在蘅塘退士编、吴兴张萼评注的《新体评注唐诗三百首》中诠注曰：“情根所系，但批马尾”。由此可见，无论是“但批纸尾”的批——书信，还是“但批马尾”的批——口信，都是卑致尊，下呈上，生身对生地的心心交感。情根所系的由俗入典的产物。故批，即唐宋时的信之称呼。

　　《潮州志》载：“潮州对外交通，远肇唐宋”，向誉“海滨邹鲁”。负载深厚历史文化淀积的粤东、闽南，这里潮人出国的历史，恰好与批的称谓年代基本相同，故断其源于唐宋典籍。这可以从澄海市侨批封收藏家邹金盛先生所珍藏的大量侨批得到有力的印证。其中有一件批是迄今全国收藏年代最古远的华侨历史文物之一。该批时间为清咸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年)，无封，折叠式，收信人定在“纸头”；右一行为地址：“由信烦至隆都樟山乡交”(右上角盖如意印)；中间一行为收信人名字：“萧名炳乾小儿收阅”；右一行写有：“外付去洋银拾元由暹英全书”。信的内容“但批纸尾”。这种书信的格式，与沈括在《梦溪笔谈补》中之记述无异，略微不同者，该批系旅暹胞亲萧英全寄下儿子萧炳乾的，属于上辈致下辈；这大概是由于时代之演变，其规矩有所放宽罢了!所以，基本结论是：潮人所称之批，并非俗而不典，而是承唐宋之典，而还于粤、闽之俗，即文化意义的由典还俗，雅俗共典。

　　尤其值得指出，批，另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文化释义，那便是：根。我们常见的侨批封上，其另联印有“批根”二字。本来，根是一种存据。但侨批封上的“批根”，不同一般票证的存据。它象征着海外赤子对自己生身之邦——唐山本土的“去国怀乡”、“叶落归根”的文化心态，也是一种永恒的血缘的存根，凡是了解潮汕历史的人都知道，潮人是世界上典型的爱国爱家爱亲人之人。樟林古港遗存的不少民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主题。他们——“无可奈何炊甜-，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着海禁而去，是何等不心甘情愿啊!所以，“行到樟林港嘴泪汪汪，何日才把家乡还?”但是，到了异国之后，这种心态便发生了特殊的递变，“来到暹罗牵猪哥，驴生拼死耐拖磨，赚有钱银加共减，寄回唐山养公婆。”上述所引的萧英全给儿子萧炳乾的批，也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批的内容曰：“兹是日付信局带去家信一封，外并洋(缺“银”字)拾元，到社照信查收。内抹出银半元，与三兄收用；又抹出银半元，与四嫂收用；又抹银一元，与岳母收用。余存银捌元，以助家中薪米之需，今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余言后陈。此嘱。萧英(缺“全”字)书。癸四月廿二日。”这种久居异国，情根长系“三兄”、“四嫂”、“岳母”及合家大小的心态，表现一个典型潮汕人的爱国、爱家、爱乡的德行与本质，跃然于批。故侨批，发生于潮人“根”意识的特殊递变，这是无可辩驳的。(陈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