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益县有汉、回、彝、苗四种世居民族。

　　据考古发掘，南盘江、牛栏江流域多处发现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春秋战国时期当地即有被史家称为“靡莫之属”的居民创造了“耕田，有邑聚”的稻作文化，而且冶金技术已达较高水平。“摩莫之属”是个复杂的古人类群体，它包括后来被称为“百越”、“百濮’、“五蔡夷”、“鸠僚”的族群在内，延至秦汉，内地中央王朝已在这里设置郡县，任命官吏，对当地居民进行封建统治。由于山川阻隔，远离内地，皇帝鞭长莫及，只有册封民族头人为王为侯，进行“羁縻统治”，于是滇东一带政治上开始出现“土流并存”的双轨制。与此同时，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先民，纷至沓来，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并且结为俗称“遑耶”的姻亲关系，夷汉开亲，“恩若骨肉”，为“南中大姓”的倔起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为加强对滇东的控制，在平息孟获的叛乱以后，把“痒降都督”移到“味县”（即今曲靖），滇东从此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不久，即产生了璀璨夺目、远超前人的，“两爨文化”。在东晋至唐初的百年间，爨氏称霸云南，地主经济和领主经济迅速发展，曲靖一带呈现“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的兴旺景象。此后爨氏内哄，自相残杀，终为崛起于洱海之滨的南诏所灭，并将“石城”（今曲靖）、“升麻川”（今寻甸，嵩明）一带数十万居民移至“永昌”（今保山一带），曲靖地位随之降低。

　　元明清时，封建王朝加强对云南特别是滇东的控制，大搞屯田，移民戍边，在曲靖地区广置军屯、民屯、商屯、卫所、汛塘、千户、百户等耕战合一、军民一体的机构，并授上官为“土知府”、“土知州”等职务，协助流官安民治盗。民族分布从此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星罗棋布的杂散格局。汉族、回族多住交通方便，水利充盈的平坝和城郊，少数住在海拔稍低的山区、半山区，彝族住在海拔稍高的山区半山区，苗族来得较晚，多住较为闭塞的山区、高寒山区。因自然、社会和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各民族之间在生产生活水平方面形成较大差距，就整体而言，汉族、回族经济文化较发达些，苗族和彝族相比而言较欠发达。彝族是本地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土著民族，有白彝、黑彝、干彝几个支系。支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支系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彝族因受汉族影响较早进入封建社会。彝族首领大都接受中原王朝皇帝的封号与赏赐，形“豪强”、“巨族”，声威显赫，掌制一方。彝族中的杰出人物酋长阿畸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创造出形如“蝌蚪”的古彝文（史称韪书），“毕摩”用以记载天文、地理、医学、律算、谱牒、文学和宗教方面的知识，俗称“古彝文经书”。这批多彩多姿，内涵丰富的文化瑰宝在中国文化宝库中，也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回族先民原来居住西亚一带，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及其它地区，唐以前即有不少商人沿着“北方丝绸之路”到中国做生意，历史上称“回纥”、“回鹘”或“大食”。“回纥”商人多在西北和东南沿海城镇，大批进入云南，定居于滇东则始于元代。据《元史》、《马可波罗游记》及明景泰《寰宇通志》引洪武《云南志》诸书所载，回族亦称“色目人”或“畏兀儿”人，他们多数跟随元军而来，平滇之后屯田戌守，散居各县。明清之际人口骤增，经商务农，统兵科举，颇多干才。苗族多来自贵州，祖先为尧舜禹时居住长江中游，洞庭湖畔的“三苗”，约在道光年间陆续从贵州威宁迁入沾益，支系均是大花苗，这些称呼仅从服饰得名，并不科学，苗族内部习惯上用滇东北次方言及川黔次方言来划分。本世纪初已创立文字，用拉丁字母拼写，曾出版过《圣经》、《赞美诗》、苗文课本，影响所及，遍于各县。苗族妇女心灵手巧，善于刺绣和蜡染，工艺精湛，蜚声中外。

　　尤其精于制作“百褶裙”和“大花衣”。精美的花纹是智慧的象征和历史的缩影，它包含着苗族社会发展的信息。据研究，汉族始祖为“炎帝”、“黄帝”、“炎”、“黄”两部落经过长期融合而成华夏民族。汉族来自于内地各省，祖先则是商周时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华族”、“夏族”，秦汉时形成具有民族学特征的统一民族。进入曲靖地区的汉族先民约在战国时期，较早记载的是 军队，此后历代都有数量不等的内地汉民族接踵而来，大批入滇则在元明时期。

　　沾益县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四种宗教，共有39个宗教活动场所，信教群众20000余人。回族全民信教（伊斯兰教），部分汉族主要信仰佛教和基督教，部分彝族和苗族主要信仰基督教。“文革”中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受到极大的毁坏，当时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极大限制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极大的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使宗教活动一度处于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落实，各种宗教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建县两年来，沾益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各信教群众互尊互重，为维护社会稳定、政治安定、传播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