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北京人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名叫黄才贵(后改名黄德胜)，字治安。因其身体魁梧，且出身行伍，故得“大兵黄”之绰号，而其本名反而少为人知。

　　“大兵黄”少年时曾拜董海川(清中叶人，八卦掌名家)第一代传人学习八卦掌和八卦门器械。20岁以后，先后在张曜、马玉昆、蒋桂题、张勋等军阀部下当兵，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参加甲午战役。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大兵黄”从张勋的“辫子军”中退役，因生活没有着落，遂落魄天桥卖艺。初期，尚练些武艺，后来转变成专门针对军阀权贵人物进行嬉笑怒骂，每骂完一阵，便卖一回药糖。

　　30年代时，北京的一些报刊均刊登过“大兵黄”的照片，其形象为：头戴青缎帽头儿，花白胡须胸前飘洒，上身穿绛紫色马褂，下身着黑绒套裤，足蹬青缎面千层底双脸儿鞋，手持一个油光红润的葫芦和一挂香木捻珠。如此不伦不类的打扮及其跳脚狂言的特殊表演，遂使这位艺人的兴趣，而且为各报的新闻记者甚至当局所瞩目，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大兵黄”骂军阀，如同说书一般，每段自成一回，淋漓尽致地揭露各个军阀的内幕与丑剧，虽不免有些夸张或不实之词，但总的来说与事实基本相符。

　　譬如骂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对他出身土匪以及先后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情况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以“他妈的小舅子”这句口头禅将话一转，骂张宗昌有33个姨太太，是“望乡台上摘牡丹——不知死的鬼”！张宗昌在山东任军务督办时，有一年庆祝寿辰，宴请麾下师长、旅长，席间命一最得宠的爱妾品箫，曲罢满座皆叹服。爱妾说：“奴家吹箫不如我翁公吹得好。”翁公者，乃张宗昌之父，原是吹鼓手。张宗昌闻听此言，恼羞成怒，以为扬其家丑，当夜就将爱妾枪毙了。“大兵黄”绘声绘色地说至此处时，往往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将其手中的白蜡杆子(练武的器械)往地下拍的一摔，大骂一声：“他妈的小舅子，张宗昌活畜类！”众人听了，咋舌的咋舌，缩脖的缩脖，点头的点头，在深感快慰和钦佩“大兵黄”的同时，也不免为他捏着一把汗。

　　“大兵黄”骂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更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曹母乃麻脸、缠足，有一年赴天津看曹锟，坐马车逛街，无意中将小脚儿露了出来，当时曹锟拜见母亲说：“有件事禀告母亲，孩儿乃堂堂大总统，希望你今后出门别再把脚伸出来。给我留点儿面子。”翌日，曹母又外出，故意露其金莲。是夜，曹锟复上常拜见，未及开口，母先曰：“有道：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似你这般忤逆子，不配做我儿子，更不配当总统，你当总统，百姓遭殃！从今以后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烧杀奸淫，野蛮残暴，无恶不作。此时的“大兵黄”亦敢大骂日本兵，将他耳闻目睹的日本军官兵种种罪恶行径骂得狗血喷头，因此而被外五区警署多次拘禁；但一俟释放，依然照骂不误，确实表现出一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客观上对激发大众的抗日情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凡是当年听过“大兵黄”骂人的老者，无不称道他是一个性情耿直而不畏死的硬汉子。这位奇特的天桥艺人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具有无穷的魔力。只要他斜背着满满的一口袋沙板糖(长方片形，内含薄荷)，刚一露面，立即就被众人围拢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买他的药糖，不是为了解馋，而是要听他的“骂世”，以排解各自心中的忧烦。

　　“大兵黄”屡被官府扣押，他却全然不放在心上。每天开骂之前，他总说“我身上带着殃榜哪！”所谓“殃榜”，是旧时迷信之说。人死后要请阴阳先生将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及其“出殃”(指灵魂脱离躯体)和“回殃”(谓灵魂回家探望)的时辰写在一张黄纸上，于入殓时焚化。“大兵黄”带殃榜之说，犹如武将抬棺而战，含有拼死之义。

　　记得文人金寄水，作过一首咏《大兵黄》的竹枝词，略谓“骂不绝声立广场，群皆瞩目大兵黄。官僚军阀从头数，博得游人笑断肠。”